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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 主辦  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法治文藝專業委員會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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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和緣——追念崔道怡先生

              來源:中國憲法傳播網 作者:高蘇

                今天,7月21日一早,打開手機,見到幾位朋友不約而同發來的噩耗:崔道怡先生走了!悲從中來……

                崔道怡是誰?可能很多影視觀眾未必聽說過,但文學圈內人士大都知道,堂堂“京城四大名編”之一,提攜、托舉了許多作家的慈祥恩師,當代中國文學最前沿的親歷者、一個孤清凜然的編輯家。崔先生的視野和事業,他的眼光、貢獻、氣度和性情,都是我在關注先生以后,從一些有關他的報道、與他人的閑聊和多次直接交往中如拼圖一般將素材聚攏而使認知逐漸清晰起來的。

                說起來,我對崔先生最早的關注,是他姓名中的那個“怡”字。

                1978或79年,我還是個高中生,課余時間大多是鉆到父母單位的圖書館里翻看小說、雜志。一天,在一本雜志上(現在想來,應該是《人民文學》。當時不注意刊名,只看作品),看到了一則短篇小說《小薇薇》,寫的故事和我幾年前經歷過的“干校生活”非常相似,情感上有種真真切切的共鳴。一口氣看完后,舒暢、高興,當然想知道作者是誰?戳艘谎郏汉晋。怎么還有這個姓?肯定是個筆名!鬼使神差,我竟注意到了署在篇末的編輯姓名:崔道怡。

                那個時候,名為“怡”者的,我只知道“秦怡”,還是從這個圖書館里泛著紙霉味的文革前《大眾電影》里知道的。正因為謹遵“可以看,絕不許拿出去,也不要顯擺”的父命,才得以翻來覆去地借閱,以至爛熟于心,而秦怡,無疑是最美好的記憶。崔道怡,又一個“怡”出現在我的生命里。

                以后,念了中文系。一天,好友拿來一部厚厚的書給我看,都喜愛文學嘛。他說:“我看了好些篇。公諸同好!”我接過來,《小說拾珠》,一部短篇小說集;看篇目,有一些我看過的,都是些好作品。朋友說:“這書編得好。”我查看編者,崔道怡!熟悉的名字又出現在眼前,心頭一熱……

                圖1,崔道怡先生編的小說集《小說拾珠》

                圖2,《小說拾珠》版權頁(局部)

                此后,工作、結婚生子,當然也看了許多小說,聽到了許多小說外、小說里的故事、軼聞,“不成文兒”地知曉了“編輯”的職責與操守,更從許多文學作品(比如小學、中學時就“啃”過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巖》《敵后武工隊》《紅日》等小說)的編輯出版過程中,知道了文學編輯需要無償付出,為了提升原稿的文學、思想質量,促其更上一層樓,要甘愿“為他人做嫁衣裳”。由于喜愛文學,對文學編輯也就更崇仰之。哦,崔道怡……

                后來,我竟然也做了編輯,還是文學編輯!入行之初,腦中總縈繞“崔道怡”這個名字,陸續聽聞了一些行內軼事,由于對先生心生敬仰,更不敢貿然造擾。沒有人教給我怎樣做編輯,在日常編稿、約稿、與作者談稿件的過程中,我總是拿以往傳聞中的“編輯應該干的”要求自己;《紅巖》們的編輯工作狀態,就是我的一個尺度、標高,就是生動的行業規范!

                所幸的是,我竟與“京城四大名編”或多或少都有些交集——跟何啟治老師結緣,起自編輯他的一部散文集,以后一直聯系沒斷,受益多多。那時,已經知道了他編《古船》《白鹿原》的故事,高山仰止;跟張守仁老師,是因為我在主持編輯《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在張先生并不寬敞的斗室中,聽他講《林中速寫》的寫作和感受,講屠格涅夫,講幾個同行創辦《十月》;和章仲鍔先生交集較淺,只是在去《中國作家》雜志社(當時還在沙灘《紅旗》雜志社那個大院的簡易板房里)找楊匡滿先生談事情時,見到了章先生。簡單聊過幾句,章先生就出去了。他不知道,在他的背后,是我一雙“追星族”般的眼睛。

                圖3,何啟治先生賜贈的《當代》“《白鹿原》首發紀念版”

                跟崔道怡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某個賓館(會堂?)召開的作品發布會上。我進電梯時,里面已經有了三四個人,我一眼就看到了高高大大的崔先生,便禮節性地點了下頭:“崔先生好。”先生微微探過頭來,用那很動聽的聲音問我:“您是……”我說了自己的單位。先生“噢”了一聲,和藹地笑著點了下頭。電梯門開,我向先生要了電話號碼,就分道揚鑣了。

                后來,我請先生參加過幾次我責編作品的研討會。會上,先生總是認真地發言,講說他認為的優劣短長,顯然是認真讀過作品,而且還做了筆記。先生沒有大而化之地“虛美”,亦未彎彎繞式地“隱惡”,完全就是舉出例證,就事論事,言辭明白,深中肯綮。幾次研討會,我深深領略了“名編”特有的風采,更體味到了“名編”不凡的體量。閑時,當然和先生聊到了《小薇薇》。當時,先生朗聲笑起來:“哈哈,你居然記得那么清楚。”并告訴我,航鷹姓劉,女作家,現在天津。我沒有聯系航鷹的意思,只是說當時竟然注意到了“責任編輯”!聊到編輯的職責與敬業,先生嚴肅地說,那個時候,大家就是為了讓作品更好些、再好些,幫助作者冒出頭來!就作品和作者說啊說啊,不厭其煩。真的就是那么想、那么做的;尊重,并非一味地順從,要有原則,要說服他。不光口服,更要心服,這樣,才能對作者、作品有真正的幫助,他才能真正地更進一步。記得先生嘆了口氣,說:“現在,像你還這么做的,恐怕不多了吧。我很欣賞!要堅持這么做。”先生的鼓勵,讓我心里暖暖的。那一代人的全情融入,業內的傳聞,報刊、書籍中的記載,尤其是諸多先賢合力構成、鑄就的那種和諧、蓬勃與欣欣向榮感,都成了歷史的紀念碑,真的!

                2017年4月中,我組稿責編的一部長篇小說《圣人開花》,進入了第三屆路遙文學獎的入圍名單。經過多輪淘汰,“路獎”評委們在全國諸多作品中,選定了6部作品入圍,最終獲獎的只有1個名額。我知道,茅盾獎是10進5,奧斯卡是5進1,而“路獎”是6進1!相當慘烈的角逐!主辦者希望我出面請業內老專家做開獎上賓。我聯系了崔先生與何先生,我向他們簡單介紹了“路獎”的來龍去脈,尤其是眼下的運行艱難。兩位老先生都答應了。

                圖4,入圍第三屆“路獎”提名的《圣人開花》

                揭曉盛典于23日上午在梅地亞中心二樓會議廳舉行。一早,我驅車到崔先生府上迎請老人(另安排他人迎請何先生)。路上,崔先生說:“好久好久不參加這樣的活動了。因為你講到了這個‘路獎’的艱難。宣傳好的作品、扶植有潛力卻有困境的文學耕耘者,是編輯的責任啊!”

                先生始終把自己定在“文學編輯”的名位上,從來都是謙虛、謙遜的。先生待人和藹、親切,沒有一點兒專家的架子,滿肚子真貨,隨便抽出來哪一條,都是滋補品。有一年,我到盤錦辦事情,當地的作協主席向我感慨:“你們首都的專家就是厲害!那課講的,臺下全都聽愣了神。要么是筆記刷刷地寫,跟不上呀;要么就是聽得入了神忘了記。事后都說,講得太棒了!都這么講,多好呀!”我問是哪個專家來講的。“崔道怡呀!你知道吧?”我說認識。他竟張大了嘴拉著我的胳膊:“行啊你。”我行什么?崔先生的熱力,我隔空感受到了!

                這屆“路獎”的終評結果,是時年83歲的崔先生啟封宣布的!當時,先生穿件紫紅色的燈芯絨外套,一頭素發更顯活力。他站在話筒前,朗聲宣讀,氣宇軒昂,一時間,吸引了全場的目光。

                圖5,崔道怡先生揭曉第三屆“路獎”

                何啟治先生為第三屆“路獎”折桂作品《車欠土里》的作者小方頒發獎牌。記者的閃光燈亮個不停。昂立在臺上的兩位文學老人,心里樂開了花。

                圖6,第三屆“路獎”頒獎典禮嘉賓席。前排右四為何啟治先生,右五為崔道怡先生

                這些狂閃的燈光,留住了他們的身影,而在他們幾十年的勛業里,很少有燈光。他們,就如同在黑夜的山路上踽踽獨行,無聲無息,沒有鮮花更無紅毯,但這樣的路,是要有人走的。歷史選擇了他們,他們盡畢生之力善待了歷史!在臺下,我看著兩位老先生,突然有種莫名的心酸……

                散會了,獲得5個入圍獎之一的《圣人開花》的作者杜禪先生,想和崔先生合張影。我說沒問題。朋友過來為先生和杜禪留影。

                圖7,崔道怡先生與《圣人開花》作者杜禪

                杜禪是今早第一個給我發來先生噩耗的。他不可能想到,這張照片,竟是他和先生最后一次同框……

                現在,先生走了。

                先生的心思,可以完全出離文學了,但是,他托舉起的那些作家、作品,怎能出離得了他老人家?受到先生職業精神感召的后輩如我者,又怎么給我們的后人講述先生的故事?嗚呼,滿目蒼茫,恍如隔世……
               

                作者簡介:高蘇,1961年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83年本科畢業后,做過中學教師、記者、編輯。華夏出版社文學編輯出版中心主任。2021年退休。

                1999年組稿、推出的長篇小說《羊的門》引發了文學界及社會大眾高度、廣泛的關注,作品一時間風頭無兩(2015年秋,精裝本《羊的門》“重現江湖”時,市場依舊熱潮滾滾)。該書作者李佩甫的創作,由《羊的門》步入了一個更高更寬的平臺,在2015年,斬獲了第9屆茅盾文學獎。

                其策劃、組稿編輯的作品中,長篇小說《猶大開花》獲2010年“新浪中國好書榜”之文學榜年榜第3名;2017年,該書姊妹篇《圣人開花》獲第3屆路遙文學獎提名獎。在此之前,高蘇擔任組稿責編的《摯愛在人間》獲全國八五期間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高考報告》獲1991年中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長征記》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6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目錄……

                作為入職31年的資深編輯,高蘇在文史類圖書的策劃、出版方面,還有許多成規模、有影響的職務作品:其中,有收納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作家經典力作的“典藏文庫”,有按題材類型集束性出版的“華夏古典詩歌分類大系”、“華夏古典小說分類閱讀大系”,有矚目于中國古代短篇小說的“中國古代通俗短篇小說集成”,有致力于普及傳統文化的“華夏文史名著正點文庫”,有按題材分系列的“中國古典小說畫庫”,也有以15年之力陸續推出的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達75種,是目前所知規模最大的歷史小說集群;推出的叢書或單品,如《蘇州園林匾額楹聯鑒賞》(本書已連續出版了30年),也在業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高蘇曾發表小說、散文、評論、雜文等,多次在全國電影評論比賽中獲一、二等獎。出版有《悲歌——高蘇影視劇作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收在此書中的電影劇本《易水悲歌》,曾入圍首屆夏衍電影文學獎最終提名的40部作品(1997年);曾在《電影作品》雜志發表(1997年)。與朋友合作的上下集電影文學劇本《張自忠》,在《電影文學》雜志連載(1997-1998年)。

                2009年,高蘇應邀擔任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評委;同年,應邀擔任北京市“中國政府出版獎”評委。

                身為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和民間電影文化學者,高蘇側重于對中國早期電影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各歷史時期電影作品的鉆研,先后編撰、出版了《歲月留影》(中國言實出版社,2019年)、《中國經典老電影365》(中國電影出版社2020年)、《紅色經典電影》(中國電影出版社2021年)、《老電影中的共產黨人》(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此外,編撰了《新中國經典影像記憶叢書》4種(安徽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即將出版)、主編了《新中國老電影藝術家圖傳》(安徽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收納了“十七年時期”198位表演藝術家的集群型圖文本新作《新中國電影“22大”星系》,是高蘇獨立編撰的一部以人代史的列傳性作品。

                編輯: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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