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新生代“證據之王”
1892年，阿根廷警方利用指紋作為破案的證據，因其唯一性和可靠性的優點，迅速被全球警察采用。一百多年來，指紋比對在偵破案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定案的鐵證，被譽為“證據之王”。
但指紋鑒定有個前提，必須在現場采集到作案者的指紋。1984年，英國運用染色體破案，它的采集比對較之指紋更為廣泛，其比對鑒定的范圍不僅來自人體上的血液、唾液、精斑、毛發、皮屑和骨骼，以及肌肉組織等，亦包括人體身上的衣褲、鞋帽和有關使用的一切東西的碎屑痕跡，可謂是包羅萬象。通過染色體的基因分型檢驗，不僅能鎖定犯罪嫌疑人，亦能找到父系血緣有關的親屬。
早就聞聽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技術研究中心的DNA實驗室，雖然對這些新技術不甚了解，但對這個新生事物還是充滿了好奇和敬意。采訪DNA生物物證實驗室主任周懷谷時，他先帶我參觀了生物物證實驗室，因為實驗室必須纖塵不染，更不能留下外來者的痕跡，只能在玻璃墻外“霧里看花”，一臺臺電腦和各種先進的設備組成的實驗室，雖然看不明白，但給人的感覺是神秘高端，是新技術帶來的神奇威力和破案上的革命。
周懷谷頗為贊嘆他的日本導師治倉逸人，當初他囊中羞澀地來到日本，求助了二十多所私立大學，但都被拒絕了，沒想到東京五所聞名遐邇的公立大學都給他回了信，尤其是法醫學專家治倉逸人不但給他回信，還約他前往面試，最后錄取了他，才使他能走到今天這一步。
周懷谷心懷感恩地說，每年元旦，我都給遠在日本的老師寄賀卡，現在每到新年通過微信給他發新年祝福，恩師是不能忘卻的，有機會去日本一定再去拜訪他。這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寫的名篇《藤野先生》，盡管日本軍國主義當年發動了侵略戰爭，傷害了華人的感情，但許多日本友人對我們的友情和幫助也令人動容，更不能忘卻。
國際大都市應先行一步
1999年春天，幾輛黑色的小車悄然地駛進中山北一路“803”大院，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孟建柱走進刑偵總隊調研，他來到刑科研所參觀，老所長陳連康指著法醫室那位個頭不高、其貌不揚的青年，向孟副書記介紹：“這位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法醫學博士周懷谷。”
孟副書記握著周博士的手，好奇地問：“年輕的博士，你給我介紹一下，什么是DNA?”
周博士誠惶誠恐地介紹起來。DNA全名是雙螺旋結構脫氧核糖核酸，又稱去氧核糖核酸，英語表述，即Deoxyribo Nucleic Acid,縮寫為DNA。它是一種分子，由瑞士醫生弗雷德里希·米歇爾于1869年分離出來。它是人體遺傳的基本載體，人類的染色體是由DNA構成的，每個人體細胞有23對(46條)成對的染色體，來自父母。夫妻之間各自提供23條染色體，在受精后相互配對，構成了23對孩子的染色體。如此循環往復構成生命生生不息的延續。人體約有30億個核苷酸構成整個生命染色體系統，而且在生殖細胞形成前的互換和組合是隨機的，所以，如果不是同卵雙生，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具有完全相同的30億個核苷酸的組成序列，這就是DNA比對鑒定的理論基礎。
聽罷周博士一番“馬尾巴功能”式的學術介紹，孟建柱笑著說：“你用通俗一點的語言，介紹一下DNA在刑事破案中的作用。”
周博士接著說，自1892年阿根廷警方利用指紋作為破案的證據以來，因其唯一性和可靠性的優點迅速被全球警察采用。一百多年來，指紋比對在偵破案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定案的鐵證，被譽為“證據之王”。但隨著指紋證據在影視和書籍中的廣泛傳播，如今指紋破案已世人皆知，故此，許多犯罪嫌疑人有備而來，戴著手套在現場作案不留痕跡，使偵查員難覓痕跡。
1953年，美國科學家詹姆斯·華生和弗朗西斯·克里克采用X光衍射出雙螺旋結構分子的影像，為此，他們于1962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利用DNA識別人身是英國基因學家亞歷克·杰弗里斯于1984年發現的。一個秋天的早晨，他散步時靈感如同閃光一般掠過他的腦海。他回家后便開始設計在犯罪調查中運用DNA的方法。第二年，英國首次運用DNA宣判一名嫌疑人無罪。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DNA數據庫的國家，警察將現場采集的血樣與數據庫的樣本一比對，許多案件對上后就破了。例如，有個男子上門作案，用嘴里的口香糖堵住了門上的貓眼，使主人無法看清是誰敲門，兇手自以為聰明，卻聰明反被聰明誤。他作案逃離后，警方從他留在貓眼上的口香糖里的唾液中提取出DNA進行比對，很快鎖定兇手。DNA檢測有時可并串偵破一大串案件，如今美國等發達國家對DNA檢測已采用電腦管理。
孟建柱一聽來了興趣。他頗有前瞻性地說：“這是個新技術，上海是國際大都市，應該先走一步，你們匡算一下，需要多少資金?”
周博士當時已在悄悄地籌劃法醫DNA數據庫建設了，他戰戰兢兢地說：“可能需要2000萬資金。”他以為孟副書記會驚訝為難，沒想到孟建柱大氣地說：“你先寫個2500萬的預算上報，我們盡力給予支持。”
經過市經委、計委和財政局層層審批，最后落實了1900萬資金，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數目，但周博士已心滿意足了，那時的1900萬可謂是筆巨款了。
海歸法醫學博士走進“803”
1991年，周懷谷剛到日本時，先給人打工安身立命，為了深造到處寫信，求助了二十多所私立大學想申請入學，但無一例外地被拒絕了，再找不到學校簽證就要黑掉了，最后他被逼急了“狗急跳墻”地給東京聞名的5所公立大學寫信申請，未料全部反饋，尤其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法醫學專家治倉逸人教授親自打來電話約他面試，面試后同意錄取。在他的門下苦學了8年，老師對周懷谷非常友好，正是因為他的熱心教學和毫無保留地傳授技術，才使周懷谷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周懷谷對老師心懷感激。
2002年，周懷谷有機會隨公安部青年人才團去日本訪問，他特意給治倉逸人老師打電話，邀請老師見面，并請他吃了一頓飯，當面對他表達了感激之情，還送上了中國特色的禮物。老師已經退休，送給了周懷谷一本自己的專著《檢視秘錄——來自法醫學者的“司法解剖檔案”》。
1997年春天，周懷谷由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法醫專業博士畢業，在日本一共苦讀了8年，加上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讀了5年本科，前后讀了十多年醫學，可謂是十年磨一劍。他博士剛畢業時，一些同學動員他留在東京，告訴他在日本當醫生的地位很高，可以賺不少錢，不僅可以養家糊口，還可以過上很體面的生活�；厣虾．斸t生，薪水不多，且太辛苦。周懷谷感同身受，1984年秋天，他本科畢業后被分配到浦東區中心醫院，當了4年的外科醫生，早晨8點坐到桌前開始就診，病人像蝌蚪似的連續不斷地接上來，一口氣看病到下午5點下班，除了中午吃飯，其他時間都像陀螺似的旋轉著，就連上廁所慢了些，患者也有意見，那真可謂既是技術活，又是體力活。周博士不想將學到的技術一輩子在外服務，他想回國開創自己的法醫學事業，但他聽說海歸者進不了政法系統，心里左右為難。正在躊躇的當兒，澳大利亞的同學邀他去澳大利亞發展，周博士茫然之際去了趟澳洲，轉了一圈感到留下來生活可以無虞，甚至瀟灑，但十年寒窗、晝夜攻讀的醫學專業就如此廢了，實在是于心不忍，最后他還是決定回上海創業。
周懷谷的父親退休前是黃浦公安分局副局長，他頗為理解兒子的心愿，也希望兒子能繼承自己的公安事業，用自己學到的高端知識為刑事技術的現代化盡赤子之心和綿薄之力。父親托了張聲華副局長，介紹了兒子所學的專業，問能否到刑偵總隊當一名法醫。張聲華一聽是法醫學博士，不假思索地說：“刑偵總隊當然需要這樣高端的人才!”
沒想到周懷谷走進公安的大門遇到了不小的周折，市局人事部門極力支持引進人才，但海歸人才走進警營聞所未聞，市局將其材料上報公安部，部里也沒有碰到過這種特例，但為了提高公安的科技力量引進特殊人才，這個問題早晚要解決，部里再報至人事部，人事部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特人特招，同意錄取。猶如小船經過九曲十八彎的顛簸，終于風正一帆懸。
好事多磨，周懷谷如愿以償。一位法醫學的高端人才走進了神秘的“803”，他領銜創立了上海公安生物物證室，帶領上海DNA實驗室步入全國公安一流的科研實驗室，為上海刑事科學的進步立下了汗馬功勞，并建立了殊榮功勛。
張聲華是一位刑偵專家，他指揮偵破了無數大案要案，立下的功勛暫且不論，就因為他引進的一些高端人才，促進了上海刑偵現代化的提升，亦可謂是功德無量。
從手工小作坊到
國際先進水平實驗室
吳延安繼任刑偵總隊總隊長后，他對DNA技術雖有耳聞，但對其具體的神奇作用尚感陌生，他向周懷谷了解后，預感到這是刑偵科學發展的方向，是個朝陽科學。
吳總隊長問周懷谷：“現在上海DNA實驗室在全國處于什么樣的水平?”周懷谷如實回答：“目前處于二流水平，處于一流水平的有公安部二所、北京市局和遼寧省廳，他們的設備都是現代化和專業化的，我們較之他們相去甚遠，通俗點說，我們還處在人工操作的小作坊階段。”
吳總隊長果斷地說：“上海是國際大都市，一定要走在全國的前列。”
孟建柱副書記到“803”調研時，吳總隊長特意安排了周懷谷匯報情況，才促成了1900萬資金的落實，使上海的DNA科學技術步入了正規化的臺階。
2000年，周博士領銜建設DNA數據庫，開始時僅有6人，購買引進了一臺價值200萬的基因分析儀，并配了一些輔助設備，上海開始建起了全國第一個實戰的犯罪DNA數據庫。自動識別儀改變了過去人工操作DNA的階段，但其代價也頗為昂貴，建立一個人的DNA樣本就是200元，當時制訂的目標是5萬人的樣本，如今上海已建立了幾百萬人的DNA樣本，全國已建立幾千萬人的樣本。
上海剛開始投入1900萬資金后，其效果猶如石沉大海，沒有反應，分縣局送來的樣本沒有一起比對吻合。有人聽說這么貴的設備后，調侃道，這不是燒錢嗎?實驗室的同仁壓力山大，尤其周博士更是寢食不安。
2001年青浦發生了一起風塵女被害案，通過DNA數據庫樣本比對鎖定犯罪嫌疑人后，才使偵查員親身感受到了DNA的神奇，更加引起領導的重視。
4月22日，青浦區一家卡拉OK廳有個女工在包房里被害，法醫從其大腿根部提取到了兇手的精斑。分局偵查員每天晚上送來樣本，先后送來了200多個樣本，偵查員們像等待變戲法似的好奇地期待著“老母雞變鴨”。當時市局數據庫里只有一萬多個樣本，一時沒有對上，有些人認識尚且膚淺，感到DNA沒什么效果，調侃道沒有什么花頭。此后，分局便不再送樣本來，周博士為此苦不堪言，只能默默地工作，設法改變窘困之狀。
2002年年初，周博士帶領團隊開始為基層刑隊技術員辦培訓班，他親自上課介紹DNA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如何取樣和具體指標，并強調血樣必須及時送來。培訓班結束后，基層偵查員認識到了DNA的重要性，明白了它必須建立在數據庫扎實的樣本基礎之上。不久，青浦送來的一批樣本，其中有個盜竊手表販賣者被抓后，其樣本與KTV包房被害女身上采集的精斑比對吻合，科學不容懷疑，偵查員直接將其擒獲，男子供認不諱。
這起案件的比對成功，讓DNA實驗室的同仁信心大振，周博士更是歡欣鼓舞，喜不自禁。
20世紀80年代末，一些發達國家刑事鑒定運用DNA技術以來，DNA檢驗彌補了血清學方法的不足和指紋痕跡難覓的遺憾，故此，受到了法醫物證學工作者的高度關注。近幾年來，科學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為最前沿的刑事生物技術——DNA分析，為法醫物證檢驗提供了科學、可靠和快捷的手段，DNA比對鑒定能直接鎖定犯罪嫌疑人，為碎尸案、兇殺案和強奸案等重大疑難案件的偵破，提供可靠準確的依據。它的采集比對較之指紋更為廣泛，其比對鑒定的范圍不僅來自人體上的血液、唾液、精斑、毛發、皮屑和骨骼，以及肌肉組織等，亦包括人體身上的衣褲、鞋帽和有關使用的一切東西的碎屑痕跡，可謂是包羅萬象。
筆者通過以下幾起典型案例來闡述DNA在刑案偵破中的重要作用，雖是幾起案例，但見斑窺豹，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DNA的神奇和魔力。
DNA,可直接鎖定兇手，亦可
間接追蹤兇手
這是上海運用DNA技術直接比對鎖定犯罪嫌疑人的成功案例。2001年4月30日凌晨2時許，市局110指揮中心接到一女子報案電話：閔行龍柏地區綠苑路橋邊有一男子被車撞倒，肇事司機已逃逸。
閔行交警接報后趕到武警總隊醫院，死者及其家屬均是日本人，死者佐藤善治是中年女士登志蕙的丈夫，青年男子佐藤公彥的父親。經法醫初檢發現死者頭部有多處機械性損傷，不像交通事故，交警遂將這起蹊蹺的交通肇事案向分局和刑隊報告，分局、刑隊和市局“803”偵查員先后趕到現場。
據家屬反映，死者佐藤善治，69歲。七天前與其妻子和兒子從日本來滬，夫妻倆住在延紅大酒店，兒子住在銀河賓館。29日晚9時許，佐藤喝了大量酒后與其妻一起下樓送兒子回賓館，母子倆在大廳交談之際，佐藤獨自蹣跚外出，一小時后不見其返回，母子倆一起外出尋找，于凌晨1時許在綠苑路橋邊發現滿身是血的佐藤，他們認定是交通事故，兒子叫來了翻譯馮青將其送往醫院，并報警。
法醫尸檢后發現死者所有傷口集中于頭部、頸部以及手指處，尤其是頭顱凹陷是被硬物敲擊所致，遂定為他殺。
死者生前有過性行為，下身遺有新鮮精液。警方開始懷疑是風塵女以色相勾引日本老頭，然后與其發生性關系，螳螂在后，另有男子冒充其丈夫敲詐，因價錢談不攏遂起殺意。但偵查員對酒店附近的花店店員走訪時，他反映4月29日晚上7點半見到佐藤一家三口從酒店出來后，沿紅松路方向行走，到了晚上10點，仍不見三人返回。這一情況與佐藤母子倆及翻譯馮青所述大相徑庭，引起了偵查員的懷疑。
偵查員提出解剖尸體，但登志蕙卻以日本習俗為由堅決不同意，警方通過日本領事館做工作亦不行。偵查員提出向登志蕙了解情況，她卻聲稱心臟病犯了無法接待，并提出明天準備回國治病，偵查員感到她對丈夫之死沒有悲傷，也不配合，有點不近人情，更不可思議。
偵查員經過推理分析和深入調查，發現蹊蹺之處頗多，為什么偌大的上海，又是茫茫黑夜，家屬能夠自己尋覓到死者?死者兒子公彥自稱入住銀河賓館，卻沒有入住登記。偵查員將視線聚焦到公彥身上，發現他的福特車副駕駛座位和后座上均有血跡，駕駛座車門處也有濺血點，甚至連車頂棚也有明顯的靜態噴濺血跡，經DNA化驗，車上血跡系死者佐藤所留。
偵查員決定以女翻譯馮青為切入口深入調查。她與佐藤公彥已結識3年，并同居至今，公彥出資一部分與其合購了兩套商品房和“�？蹬�”小車。她交代了作偽證的事實。
偵查員與佐藤公彥談話時，發現其耳朵根部有幾滴殘留的血跡，經DNA鑒定，與死者血型一致。
針對種種疑點，偵查員連連追問細節，母子倆不斷用謊言掩蓋之前的謊言，回答得破綻百出，無奈之下只得交代了殺害佐藤的犯罪事實和作案經過。令人納悶的是，母子倆為什么要弒殺親人?開始母子倆解釋是佐藤長期虐待登志蕙，其不堪忍受，但偵查員沒有輕信。他們可以在本國殺人，為何要千里迢迢跑到中國來干掉他，其中必有蹊蹺。
經過深入審訊，公彥交代因其老父在日本的公司長期經營不善，欠下了巨額債務，遂起意在滬殺害老父以期騙取保險金。
公彥經與母親多次合謀后，將佐藤騙至上海。4天后，由登志蕙事先在酒里放入了松果體素的“睡藥”，晚餐時極力勸佐藤喝酒，待其云里霧里后，將其送到停放在酒店門口的小車上，開車至黑暗處，然后母子倆取出準備好的石頭和榔頭突然猛擊其頭部。佐藤被擊后，一下子酒醒了用手抵擋，嘴里發出哀求聲，但月黑風高、四處無人，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最后慘死于車內。
如果說以上日本籍母子倆殺人血樣檢驗直接簡單的話，那么發生在2006年虹口區的一起兇殺案可謂是間接復雜了。
虹口區有一位92歲叫張彩珍的孤老靠做錫箔生意謀生，因年事已高賣了住房得了一筆不菲的鈔票，存入銀行又租房獨居，并請了一位保姆照顧自己。6月9日早晨，保姆上門，見老太躺在床上紋絲不動已死亡。警方經過勘查系被人掐死，枕頭和床單上留有血跡。經采集鑒定床上的血樣屬于男性，與DNA數據庫樣本一比對，結果與同年4月閘北區天通庵路130號的一起盜竊案現場的煙蒂上提取的DNA基因型一致。偵查員手到擒來，發現嫌疑人使用的手機就是盜竊的贓物，抓賊抓贓，鐵證如山。
如此破案似乎太簡單了，但是且慢，嫌疑人的血樣與現場的血樣通過DNA比對，結果令人瞠目結舌，完全不吻合，說明此人不是兇手。偵查員聽罷都傻眼了，人贓俱獲，你說他不是，那誰是兇手?
周博士平靜地解釋：“兇案現場血跡和數據庫的DNA樣本在常染色體基因分型上與這個男性不一致，證明現場的血跡不是此人所留下，DNA不會撒謊。”
但偵查員納悶地問：“他使用的手機確實與相關盜竊案有關，這又怎么解釋?”
周博士解釋說：“生命的來源，由父母兩種基因組成，各占一半;在性別方面，女性的DNA基因型是XX,而男性的DNA基因型為XY。通俗點說，就是男女DNA的‘條形碼’是不一致的。男性中的Y-DNA遵循父系遺傳的規律傳給子孫，被稱作‘父系特征’。你說他有三個兄弟，且都有吸毒史，那么加做Y染色體的基因分型檢驗。”
Y染色體基因分型結果顯示，此男子Y染色體的基因分型與現場物證一致，說明其一定與兇手為同一父系。果然，他的哥哥葉國平與現場血樣一致，科學是不容懷疑的。經過審訊，葉國平在鐵證面前不得不如實招來。原來葉妻是孤老的保姆，她在為老太做家務時，聽老太說賣了房子有一筆錢款，保姆回家無意中告知了丈夫，言者無心，聞者有意。不久，他毒癮犯了，沒錢購買毒品，便上門作案。
DNA，通過唾液和汗液可
追蹤真兇，亦可甄別真假兇手
以上兩起案例均是通過現場采集到的血樣與本人身上或數據庫比對，追根溯源尋到兇手，而下面這起案例則是通過現場采集到的唾液和汗液，與數據庫樣本一致，最終覓到兇手的。
2006年6月22日，普陀公安分局刑隊接到一起男子死于家中的報案。死者祁某54歲，未娶，頸部有勒痕，說明是被人用繩子勒死的，估計兇手是個臂力十足的漢子�，F場發現桌子上有一只玻璃杯，技術員在杯口邊緣處采集到了一個唇印，經DNA檢測卻是女性的基因分型，科學不會騙人。經過調查，死者生前有嫖娼習慣。
將此嫌疑人的唾液與數據庫的樣本進行比對，結果馬上跳了出來，同年3月2日，虹口區四平路62弄某號被害人高翁同樣被人在家中勒死。死者男性，74歲，喪偶寡居，生前也有嫖娼嗜好。技術員在現場勘查時，在其床上發現一個叫“不求人”的抓癢棒，從這根木棒上采集到了男女混合留有的DNA基因型，系死者本人與一名女性混合。經過DNA比對，與普陀區被害人家中玻璃杯上遺留的唾液一致，證明為同一女性所留。
周博士將此信息及時告知偵破組，經過串并案件，很快發現中山北一路某號有個風塵女在一名寡居老頭家賣淫時，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企圖勒死老頭，因老頭大聲呼救極力反抗，鄰居聽到呼救聲后報警，及時將女子擒獲。此女子叫周芳，40來歲，長相不敢恭維，但其身材敦實，干過農活，力氣不亞于一般男子。她當時交代，到上海來從事賣淫生意，見老頭家境殷實，一時起了貪念，所以趁老頭倒鳳顛鸞、忘乎所以之際，將他勒昏，然后劫走其錢財。
這起案例與其他兩起案例有“異曲同工”之處，何其相似!將監房里的周芳血樣與從其他兩名被害人家采集到的唾液與汗液進行比對，電腦上血樣的峰值完全一致，就是她!馬上審訊，風塵女見另兩起隱瞞不說的殺人案偵查員都掌握得如此清楚，鐵證面前，“鐵姑娘”痛哭流涕，懺悔晚矣。
以上這起案件是通過DNA將一人作的三起案件串并起來，抓到了兇手。下面這起案件則是通過DNA排除了已認罪的嫌疑人，還他以清白。這是一起離奇的殺人案，若沒有DNA的科學鑒定，也許將永遠成為一個謎。案件發生于2008年5月24日，地點是閔行東川路地鐵車站。那天清晨5點，地鐵保安巡視時，在車站北側自行車停車場的草地上發現一名男子躺在地上，頭上有血。刑隊接報后，偵查員迅疾趕來勘查現場，因為現場是塊草坪，除了落葉和青草，沒有覓到其他有價值的痕跡。從監控錄像里發現了一個人影出現過，此人被列為重大嫌疑對象，經過地毯式尋找，嫌疑對象終于在顓橋被擒獲，經訊問，此人姓周，四川人。從他的身上搜查到了被害人的三星手機，同時他交代了死者的助動車已經賣了，經過追贓找到了助動車。周某承認了自己殺人的犯罪事實，監控錄像、贓物物證和口供均具備，鐵板釘釘，元兇非他莫屬。
但DNA與這個結論卻唱了反調，周博士發現嫌疑人的褲子上有血跡，卻在屁股的位置，他感到不對勁。當天下午，閔行刑隊送檢了從嫌疑人周某居住地搜查到的羊角榔頭、圓榔頭和休閑皮鞋，以及有暗紅色斑跡的白色T恤和白色長褲。經檢測，羊角榔頭和圓榔頭、休閑皮鞋上未檢出人血，經對白色T恤和白色長褲上二十余處暗紅色斑跡進行人血確證試驗，僅有白色T恤上的一處和白色長褲上的兩處為人血，其余均排除為人血。隨后經DNA檢測，衣褲上三處人血與被害人李龍祥的基因型不一致，均為犯罪嫌疑人自己所留。
周博士感到蹊蹺，這顯然不合常規。他將檢測的結果和疑惑反饋到專案組，專案組負責人馬上打來電話追問周博士：“是誰做的鑒定，是否搞錯了?”周博士告知是一位年輕的同志。專案組負責人提議說：“找一個老練的，最好是你親自做檢測。”周博士和幾位有經驗的同仁反復檢測了幾次，結論一致。
專案組開始重視起來，因為科學是不會作假的。法醫對嫌疑人交代的作案工具與死者的頭部傷口做了比對，也感到不符，另外，從監控錄像看，嫌疑人離開現場的身影與被害人死亡的時間也差距甚大。
重新提審嫌疑人周某，他說這天晚上沒事干，就出來找外快，發現草地上有具尸體，拿走了他身上的手機，又順手牽羊地推走了助動車。問他為什么交代人是自己殺的。他一臉無奈地說，我怎么交代也是跳進黃河洗不清，警察說坦白從寬，我就瞎編爭取從寬處理。真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經過深入排摸，發現死者的妻子羅某與一名男子有染。該男子趙某系閔行一家酒店的廚師，在其家中找到一條藍色褲子和一雙皮鞋。經DNA比對，趙某皮鞋上的血跡與死者的血跡吻合，抓來后一審，趙某嚇得趕緊交代是死者的妻子逼他除掉丈夫，以達到兩人結婚的目的。案件終于完美偵破，但回味起來偵查員都驚嘆好險，人命關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倘若沒有DNA說話，也許就成了斯芬克斯之謎。
DNA，人命關天，
必須做到萬無一失
上海公安的生物物證室如今在破案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擁有國內第一個應用實戰的“法庭科學DNA數據庫”，也是公安部重點實驗室，近20人，其中博士2名，碩士7名。實驗室主任周懷谷是這支團隊的學科帶頭人，他是公安部DNA工作專家組成員、中國法醫學會委員、上海刑事科學技術協會理事、上海市法醫物證司法鑒定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先后參與制定了實驗室建設規范、實驗室規范和檢驗規范等行業標準，成為全國法庭科學DNA實驗室規范化的指南。
周主任帶領這支團隊先后參與和承擔了十五個科研項目的研究，包括國家級“十五”和“十二五”科技支撐計劃項目課題，獲得了國家級獎項一項，省部級獎項四項，獲得發明專利一項，這些科研成果在刑偵破案中不可或缺，并屢建奇功。
生物實驗室從初創階段的門可羅雀、收效甚微，到如今門庭若市、應接不暇，風風雨雨走過了二十多年不平凡的路程。
回眸上海生物物證室的發展，可謂是走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8年小作坊式的探索到2000年開始步入實驗室正規化，以具備全自動識別儀為標記;第二階段，從2000年的實驗室正規化到2007年實驗室達到國際規范，以CNAS(中國合格評定國際認可委員會)認可為標記，意味著實驗室出具的鑒定書國際認可通用;第三階段，2009年刑偵科學技術研究管理中心新大樓的啟用，DNA實驗室按照國際先進水平的標準建造，即實驗室實現電腦系統化管理的LTMS系統管理，其標記是檢驗流程人物分離。
DNA實驗室檢驗流程人物分離是為了杜絕實驗室內部的污染導致錯判，這在中外都有教訓深刻的案例。譬如，國內案例是一名外地偵查員送來了一份強奸案的檢材，一個村長兒子強奸了村里的一位“村花”，被害人立刻來到派出所報案，縣公安局刑隊技術員及時從女子陰道內提取到了男子的精斑，因當地沒有DNA實驗室，偵查員將精斑和女子指控的犯罪嫌疑人的血樣一起送到了上海DNA生物物證實驗室檢驗，其結果是兩者血樣不一致�？茖W不容懷疑，偵查員排除了女子對村長兒子的指控。但被害人情緒異常激烈，對上海的鑒定提出了異議，偵查員深信上海的科學結論否定了指控對象，最后被害人以死相逼，并提出被指控對象和自己一起到上海當場鑒定。
公安機關采納了她的建議。一起到上海后，當場鑒定的結果是，精斑的血樣與村長兒子的血樣一致，法院最后認定強奸罪成立，犯罪嫌疑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當地公安局對第一次檢材進行了追責，調查結果顯示原來是村長花錢買通了內部人員，拿錢者中途對血樣進行了調包，致使結論不一，最后村長和調包者都受到了法律的嚴懲。
美國辛普森殺人案例可謂是轟動全球。因為勘查現場的美國警察提取物證時不規范，實驗室管理也不規范，導致起訴失敗，教訓深刻。周懷谷引以為鑒，為此特意制定了一套嚴格的人物分離的程序和制度，并嚴格執行，以堵塞漏洞。臨別，我又隨著身穿白大褂的周懷谷來到DNA實驗室，他指著玻璃房內那些神秘的儀器，用最簡潔的話概括了DNA實驗室的工作：人命關天，萬無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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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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