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院瑣憶
放下與遠在美國的少年摯友戴苑聊天的電話，驀地想起了與他相處的許多往事，以及電影大院的一些舊塵影事。
一
1969年5月，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放假不讀書了，我們就像散養雞一樣整天在外野玩。我媽擔心我闖禍，便讓出差的同事送我去北京姥姥家。正趕上姥姥搬家，是我舅舅方杰電影協會分配的房子。從政協禮堂后面附近的大喜胡同搬遷到釣魚臺國賓館北門對面的樓房，這一帶稱為甘家口。我姥姥住在大院樓房的第二排，因離國賓館太近取消了第一排，門牌號從9號開始。樓前有一片開闊的芳草地，春天時節，鮮花繽紛，清香四溢。馬路非常寬闊。附近是木樨地、三里河、釣魚臺等。
我舅舅在中國電影家協會所屬的《大眾電影》謀差。樓里住的都是電影界人士，有不少是中國電影的大咖，其中有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蔡楚生、書記處書記袁文殊、電影導演史東山、張水華以及電影界專家程季華、謝力鳴、白景晟，還有電影人孟廣均、戴光晰、雷庭等。
我們住在10門2樓，與蔡楚生為鄰。蔡楚生是《南海潮》《一江春水向東流》《漁光曲》等電影的導演，是共和國首任電影家協會主席，亦是我國第一位榮獲國際電影大獎的導演。舅舅神情哀傷地告訴我，隔壁的蔡楚生跪在影協大院被批斗，深受凌辱，于去年夏天含冤去世。外婆特別同情他及其家屬，蔡楚生的女兒蔡海云阿姨離婚后帶著兒子過來住。蔡阿姨三十來歲，人瘦高，眼睛不大，卻頗有氣質，一身淡咖啡女裝，遠觀清高，近看隨和。有天晚上，她突然來我家與外婆說幾句悄悄話就離開了，后來我才知道蔡阿姨要結婚了，外婆拉著我上門送臉盆、茶杯等禮物表示祝福。
隔壁另一套單元屬于蔡楚生兒子蔡明的，他在北影廠搞錄音。那時男人普遍穿軍裝和藍、灰色中山裝，他身著黑色皮夾克顯得特別顯眼和精神，騎一輛嶄新的自行車看上去特別瀟灑，有點像上海灘的小開。他平時不住在這兒，偶爾回到甘家口看看。有天很晚了，蔡明回來還沒吃飯，姥姥得知后，趕緊打開煤爐給他下面條，還加了個荷包蛋。蔡明的岳父是西單菜市場賣豬肉的，我雖沒見過，但想象之中肯定一身油膩。“文化大革命”時期，不興門當戶對，但大導演與賣豬肉的成為親家也夠別扭的。這大概也是那時的一種政治色彩，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
蔡阿姨的兒子蔡世紅整天和我玩耍，他比我小兩歲，長得很精神，腦子也好使。粉碎“四人幫”后，有位中國電影奠基人的孫子寫信給美國電影學校，自稱是某某的孫子，后來出奇地被該校錄取了。蔡世紅也效仿寫信，自稱是蔡楚生的外孫，但杳如黃鶴，沒有回復。
1971年冬天，我又去北京甘家口姥姥家住了大半年，這時我與9門樓的戴苑成為好朋友，他是著名電影翻譯家、電影評論家戴光晰的兒子。戴阿姨事業特強，從事電影工作幾十年來，每天晚上讀書、寫作至深夜。她在中國電影資料館工作期間，經常去中南海為中央首長做原版片同聲傳譯，退休前是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戴光晰的丈夫馬德波是北京電影制片廠編導室主任、《電影創作》主編，他與編劇李準是河南老鄉，又是至交。戴苑告訴我，李準在銀行工作時，業余愛好文學，直到小說《李雙雙》搬上銀幕走進電影，一炮打響。他還創作了《老兵新傳》《牧馬人》《大河奔流》等劇本。當年，李準寫的《大河奔流》劇本里有周恩來的形象，趙丹得知后很想扮演周恩來，李準也看好趙丹，不知何故，電影廠卻未同意讓趙丹出演一代偉人。
斯時，我與戴苑每天一起去甘家口商場買菜，下午或晚上常在一起聊天。主要是聽他侃電影，從編劇、導演、演員聊到譯制片、影評、配音，以及蒙太奇之類的陌生詞語。戴苑家有很多藏書，他從小閱讀了很多紅色經典和世界名著，還寫了許多讀后感，分析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讀他的文章、聽他講故事是一種精神享受，使我大開眼界。他家有一本《青春之歌從小說到電影》，看罷我知道了電影制作的過程�；氐缴虾：�，我們彼此通信，他寫的每封信可謂是精美的散文，我反復拜讀。他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和人生的思考，給了我諸多啟迪。
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戴苑居然選擇報考了理工科，放棄摯愛的文學和電影，如愿以償地進入北方交通大學。他的語文成績是98分，離滿分相差2分，數理化則勉強及格。見面時，我納悶地問戴苑：“為啥放棄自己擅長的文科?”他沉默良久，兩眼遲緩，看得出他很內疚，也很惆悵，心如秋蟬。他緩緩地抬起頭來告訴我：“文化界這么多名人不是右派就是黑幫，大多沒有好的結局。”
戴苑畢業不久去了美國留學，并加入了美國籍。他臨走前來上海與我見面，我為他拿到美國獎學金感到高興，欣慰之余，也深感凄涼。少年好友，純真友情，突然有種失去的痛苦。我們酒后都流下眼淚，心里猶如柳永詞所云：“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轉眼三十多年過去了，他回國幾次，我們彼此長途奔波見上一面，相見甚歡，離別更悲。
二
著名導演張水華住在大院4號樓樓下，他執導的電影是我國各個時期的經典影片，譬如《白毛女》《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林家鋪子》《傷逝》等。他是一位學者型的藝術家，對藝術的追求非常嚴謹，樸素幾近平淡的基調，卻透出對人生的徹悟。他的兒子小三是個英俊的帥哥，比我大些，平時不在一起玩。那年，甘家口商場理發店有位美女長得出奇的美，小三便與她談上了戀愛，可謂是帥哥配美女，他倆比電影中的明星要出彩多了去了。估計是美女的職業和文化素養的關系，他倆最終沒能走到一起。盡管小三長得帥氣，也喜歡電影，但導演父親沒讓他的孩子上銀幕當明星。
那天，戴苑指著一位從9號門出來，身著灰色中山裝的30多歲的男子對我說，他也是導演，雖沒拍過什么有影響的影片，不過，他的父親史東山是個大導演，代表作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新英雄兒女傳》。史東山1951年獲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導演特別榮譽獎”，不知何故，1955年死了。我沒看過這些電影，聽了也沒往心里去，“文化大革命”后，看了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才真正感到史東山是電影奇才，他的兒子史大千和兩個孫子繼承其衣缽成為導演，但沒有拍出什么有影響的作品。
姥姥家4樓還住著電影出版社負責人謝先生的遺孀孔女士，謝先生與程季華都是出版社的領導。程季華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主編、中國電影出版社社長，兩人可能在工作上有點過結，“文化大革命”不久謝先生抑郁病死，謝的兒子竟然在混亂的年代報復父親的“宿敵”程季華，程卻有苦難言。
1971年，我經常見劉慶棠去孔女士家做客，劉慶棠與謝力鳴、孔女士是東北白山藝校的校友，謝力鳴來北京前是遼寧省文化局局長，寫過許多電影評論文章，對劉慶棠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幫助，劉慶棠雖紅得發紫卻不忘舊情。
有一天，孔女士的兒子對我說，昨晚《紅色娘子軍》里的洪常青來他家做客了。我感覺孔女士特別牛，她小個子，也不算漂亮，卻非常能來事，能說會道。記得那年，舅舅從團泊洼干校調到新華社工作，我們在樓道口邂逅孔女士，她一個勁地贊美舅舅，最后竟然說：“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我聽姥姥說，有段時間，孔女士三天兩頭到姥姥家打電話，常常打半天，沒完沒了，姥姥不便多說。粉碎“四人幫”后，原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獲刑17年，于1986年保外就醫，老婆與之離婚，他無家可歸。后來劉慶棠聯系上了孔女士，回北京搬到甘家口長住在孔女士家。1995年，孔女士與劉慶棠登記結婚，我才反應過來，她那時可能是與劉慶棠頻繁通話。
三
甘家口還住著中國影協第一書記袁文殊，他是電影評論家，曾任延安魯藝戲劇系主任，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電影局局長。他家里有一臺電視機。那時電視機是稀罕物，我幾乎每個周末都去他家看電視。斯時，袁書記也被隔離審查長期不在家，他夫人也是文化人，對我們小朋友很友善，尤其是對我這個小上海特別熱情，不嫌棄我們去她家看電視節目，還給我們倒水喝。
我們院里還住著著名譯制片導演、演員白景晟，他還是電影理論家、評論家和史學家，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電影人，曾任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電影史論教研組組長，著名配音演員張桂蘭就是他的學生。他以優美渾厚的嗓音為影片《列寧在十月》里的斯大林配音，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院里還住著中國電影協會書記處書記黃鋼，他和賈霽、鐘惦棐是電影界三大著名的評論家。1961年，黃鋼在影協會上提出設立一個電影獎，第一書記袁文殊、電影出版社社長程季華等共同討論后決定每年評一次獎，以鼓勵電影的繁榮發展。經過再三斟酌黃鋼取名為“百花獎”。會后黃鋼交給《大眾電影》負責落實，主編賈霽不來上班，我舅舅方杰具體主持日常工作，他與評論組沈善起草了評獎啟事，闡明了評獎的意義、宗旨、辦法和要求，組織編輯們忙了大半年。那時刊物發行幾百萬份，群眾投票有幾麻袋，編輯們一張張認真統計，不敢有絲毫差錯，也沒有貓膩，最后評出《紅色娘子軍》等最佳影片。
那時也沒有獎金，連銅牌也做不起，由陳毅、郭沫若、田漢、曹禺等大家題詞贈送給獲獎者，頒獎大會至一半，周恩來、陳毅突然到場祝賀，引起轟動。中央臺“藝術人生”欄目主持人說百花獎是周恩來提出的，他們道聽途說沒有經過調查考證，周總理只是中途到場參加了頒獎大會，并參加了當晚的舞會。周總理第一個請最佳女演員祝希娟跳舞。后來，我舅舅調至中國戲劇家協會任書記處常務處書記兼《戲劇報》主編，他如法炮制提議并組織成立了“梅花獎”，延續至今，這是后話。
1962年，《大眾電影》移交上海出版，中國影協又創辦了《電影劇作》，鐘惦棐落實政策從農場分配至《電影劇作》任編輯，他被查出患有肝病，我舅舅非常欣賞他的才華，也同情其遭遇，對他頗為照顧。次年，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召集影協領導開會，討論鐘惦棐的右派摘帽問題。1957年，他因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欽點打成右派。我舅舅作為刊物負責人在會上介紹了鐘惦棐的積極表現，并肯定了他有悔改的決心。經過討論，陳荒煤最后定調，同意摘掉鐘惦棐的右派帽子。我舅舅向鐘惦棐宣布摘帽后，他拉著舅舅的手，無語凝噎。
《大眾電影》雜志還有一位編輯，是中山大學畢業的廣東人，雖其貌平平，但頗有才華，我阿姨受舅舅委托，將廠里的美女介紹給了這位資深編輯。郎才女貌，終成眷屬，他倆結婚時，讓我去幫助搬家，那美女真是吸人眼球。他們婚后生活應該是不錯的。改革開放后，他們全家調回廣州，那里的人重金輕文。那位北京美女引起了廣東老板們的注目，最后美女經不住金錢的誘惑，與窮文人離婚，隨老板跑了。那屬于廣州版本的“郎財女貌”，不知他們的結局如何。
時隔半個世紀，現在甘家口的電影人大多八九十歲了，很多人都搬走了，也有不少人已故去。我時常耳聞他們后代的消息，某位美女嫁給了官二代，蔡世紅放棄了攝影專業，下海經商，現在是北京羊大爺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主要經營“涮羊肉”，據說生意做得非常棒，這使我想起電影大導演與西單菜市場賣豬肉的做親家的傳奇故事。
人世滄桑，世相百態，回望人生，不勝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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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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