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說創作芻議”專欄 (八)
作者簡介：張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曾任中國作協第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文聯第十屆全委會委員;長期從事公安文學的創作、評論與組織工作。
地域與民族
——公安小說創作芻議之八
評論界在談到公安作家曹乃謙的小說創作風格時，比較一致地認為他很好地繼承和發展了“山藥蛋派”的文學傳統，在字里行間展現出了濃郁的山西地方特色。
“山藥蛋派”，是由著名作家趙樹理倡導并推動而形成的一個文學派別，成形于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又被稱之為“趙樹理派”、“山西派”。這一文學派別的主要作家如馬烽、西戎、孫謙、束為等，都是山西人，大多是農村土生土長的作家，有著深厚的北方農村生活基礎。山西，就是這些作家的生活源泉和創作基地，甚至他們的作品也大多發表在山西的文藝刊物《火花》上。他們的創作，影響了幾代北方作家，至今仍有大量的擁躉。
由此可以看出，地域對于作家創作風格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在很多時候是作家自覺的關注點與描述對象。
公安題材小說的創作，是不是也會受到地域特色的影響，結論當然是肯定的。不僅是肯定，我們還應對有主觀意識的、準確而突出的地域性描述予以提倡和鼓勵。
從根本上講，公安工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而一個特定地域的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他的直接服務對象一定就是這一地域內的人民群眾，維護的就是這一地域的平安。因此，公安工作具體來說就是一項地域性很強的工作，它固然需要高層對全國乃至世界的治安形勢變化有所掌控，但具體到一個市公安局、一個公安分局，甚至一個派出所，其所管轄的地域必然是它工作的重心。做一個合格的公安民警，了解和掌握本地域內的風土人情，可以說是基本功之一。而這種地域性也就必然會反映到公安作家的創作之中。
這種地域的反映，也一定會超越公安工作本身的局限，而成為作家們對社會(特別是特定的地域)的一種觀察和一種責任意識。
我們曾經討論過河北公安作家吳東林的長篇小說《紅土地》，這是一部描寫冀中平原抗日斗爭的宏偉畫卷。我們也提到過在河北公安作家中，還有薛景川創作了《戰火中的年華》，崔楸立創作了《滿江紅》，都是從河北人文歷史中提取出素材，展現的都是河北這方熱土上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和人物。這種“河北公安作家現象”的出現，并不是偶然，而是河北地域文化特征的一種展示，是公安作家們在這種地域環境中自然的情感表達和思考結果。
我們知道，河北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從古至今，在河北這塊熱土上發生過數不清的悲壯故事，產生過許多名垂千古的慷慨之士。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冀中平原是斗爭最為殘酷最為激烈的地方，也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英勇精神展現的最好舞臺。這與河北的地形地貌、歷史淵源、氣候特征、人文形態都有著密切的關聯。
綜合而言，這就是一個地域的文化積淀，是必然首先要反映在這一地域中的作家們筆下的場景和故事。凡有著正確歷史觀和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家，從不會放過對此的思考和描拓。而這種文化積淀，也必然反映在作家的創作態度、行文方式、語言風格和創作趨向上，使得任何一個作家，他的作品都會有著濃郁的地域特色，盡管有時候這種特色的呈現可能是不自覺的。
觀察這種現象，有的時候是很有趣的。北京市公安局的作家張軍，作品每每帶有濃郁的北京地域(特別是京東區域)特色，通篇洋溢著北京城區市民生活的鮮活語言和故事氛圍，讀來會讓人感受到一種節奏鮮明、語言活潑之感，地域特征符號俯拾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小說中隨便摘錄一二：“潞城自古就是塊寶地，地近京畿，大運河的北起點。當年的京杭大運河那可是舳艫千里，帆檣蔽日。江南的瓷器茶葉絲綢，塞北的騾馬牛羊皮毛，半個天下的財富在此聚集。老祖宗吃燒餅掉下點兒渣兒就夠后代子孫裝點‘運河文化’的門庭了”。“每逢春節整個社會就像丟了魂散了架，節后要緩緩回神兒。這日非集，偌大一個市場雞不鳴鴨不語。古玩大廳內的店鋪大多閉門謝客，只在門口開著一家‘運河古玩店’。時已過午，店主坐在一把老榆木太師椅上，面前擺著一青花碗鹵煮，兩片眼鏡片上氤氳著一層幸福的霧氣”。而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作家張和平，因長期工作生活于北京遠郊延慶，其作品中就鮮見北京城市井生活狀態，而有的是延慶農村鄉鎮的質樸氣息。而且，張和平多年從事當地公安史的搜集整理工作，立足延慶本地素材，創作了多部小說作品。其代表作長篇小說《危險名單》，就是他在塵封檔案中找到的，新中國成立之前延慶地區紅色政權破獲的一起國民黨潛伏特務案件素材，而加以虛構加工創作而成的。這部作品出版后，得到了很好的評價，也受到了影視界的青睞。
還有兩位公安作家的作品可作為我們研究文學地域性的參考樣本。張國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天津市公安局民警。作為土長土成的天津人，他的小說處女作《子丑寅卯》，通篇洋溢著濃濃的天津風味，從語言風格到風情描寫，鮮活生動的地域狀態躍然紙上�？上У氖�，小說改編成電影作品后，編導們的創作意圖有所改變，雖刻意保留了人物的天津口音，但故事內涵的天津狀態卻有所削弱�？梢娢膶W作品的地域性，也不僅僅是語言、風俗、景物等表面化的符號就可以代表的，某一特定地域的人的特定思維、行動與其營造出的特定氛圍，才是見作家功力的地方。張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供職于上海市公安局。張蓉原籍陜西，在上海讀書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她的小說作品，有著濃郁的上海“腔調”，有評論認為她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卻“把上海人的狀態寫活了”�？梢姀埲貙ι虾５赜蛭幕难芯颗c實踐是自覺的，并且下了很大功夫。特別是她的中篇小說力作《福州路一百八十五號》，不僅對上海當年中共地下黨的功勛進行了褒揚，也對上海的歷史從文化的角度做出了真實而形象的展示。
我曾經提出過“河北公安作家現象”的說法，其表現出的地域性特征，確實值得深入研究。另外，還有一個公安作家比較集中且相對取得了優異成績的地域，那就是黑龍江。“黑龍江公安作家群”，是地域文化深刻影響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一個典型例證。
毫無疑問，黑龍江是中國版圖上一個具有獨特文化積淀的重要省份。有文化學者把黑龍江的文化概括為以下多種文化因素的重合：冰雪文化，這顯然是從其地理位置而言的;移民文化，歷史上著名的闖關東，黑龍江是主要的目的地;工業文化，黑龍江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工業、重工業基地;林業文化，廣袤的原始森林是其孕育的產床;少數民族文化，中國56個少數民族在黑龍江可以找到53個，其中有10個少數民族世居黑龍江;抗聯文化，東北艱苦卓絕的抗戰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悲壯的篇章;兵團文化，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文化遺產至今影響深遠;外來文化，中俄近鄰，俄羅斯文化印跡在黑龍江隨處可見。等等。
也有人說，東北的土匪文化，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現象。
如此豐富的文化積淀，必然對黑龍江人的性格有著重要的塑造。人們常說，東北人的性格特點突出，堅韌，豪爽，隨性，充滿幽默感。這只是就東北三省整體而言，其實三省之間除了一致性的地方外，還是有著許多細微的差別。這些差別，不是一個外人可以在短時間內了解并掌握的。研究一個地域的人文，還是要從其獨特的環境、氣候、歷史和發展進程中去尋找答案。
東北三省的公安文化建設，也有著悠久歷史。我們常說，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隨之誕生的公安文化、公安文學，最初是以電影為主要形式的，其早期作品中以東北為背景的就占了很大比重。電影《寂靜的山林》《鐵道衛士》《國慶十點鐘》等，描寫的都是東北地區的敵我斗爭，顯示出當時在這塊重要的戰略要地上，敵我雙方斗智斗勇的激烈程度。在小說創作方面，中篇小說《一件積案》，曾入選《反肅小說選(1949-1979)》，也是取材于東北地區建國十周年時開展的偵破歷史積案運動的真實案例，由東北公安業余作家創作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公安文學隨之復蘇。1988年，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局刑警修來榮，創作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刑警的隱秘》，可視為黑龍江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重要節點。一個作家群體的出現，勢必會有一位發揮引領帶頭作用的人物，如“山藥蛋派”和趙樹理。黑龍江公安作家群，也是由修來榮這里，開始萌生、成長，而逐漸形成。
僅就小說創作而言，修來榮作品并不多。但他后來創作的長篇人物傳記《陳龍傳》，卻是公安文學史上的重要篇什。陳龍，逝世前任公安部副部長，是一位出生于東北，長期在東北工作戰斗的優秀共產黨員，黑龍江是他生平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地域�！蛾慅垈鳌烦霭婧笫艿綇V泛好評，成為全國公安系統第一部獲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的作品。修來榮后期還創作了多部優秀電視連續劇，并以電視劇《無愧蒼生》(根據全國公安先進集體、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東萊派出所事跡創作)再次獲得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在全國公安系統，此紀錄至今無人打破。
顯然，修來榮的成功經驗，激勵并推動了黑龍江公安文學創作的發展。孕育在黑龍江公安系統文學愛好者們心底的夢想被點燃，他們以黑龍江人特有的勇敢和毅力，踏上了文學之路，并在幾十年的發展中，逐漸集結成軍。
這支黑龍江公安文學隊伍，多年來筆耕不綴，創作頗豐，而且在多種文學形式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省公安廳原政治部副主任艾明波，是全國公安系統詩歌散文創作的突出人物，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在影視創作上，蘭景林、陳春山、尹成等都有優秀的作品問世，特別是陳春山的電視劇《警中警》系列，是少見的反映公安機關紀委督察部門工作的影視作品，播映后曾引起很大反響。在報告文學方面，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省公安廳宣傳總隊政委馮銳，近年來創作風頭正盛，其作品《共和國刑警崔道植》《亮劍湄公河》，都是近期公安題材報告文學的重磅作品。而如果我們僅就小說創作而言，朱維堅、程琳、庫玉祥、賈新城，則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家。
朱維堅，黑龍江省黑河市公安局民警，曾在地方文化單位工作，后調入公安機關，現已退休。他是個創作精力旺盛的作家，已經創作長篇小說14部，其中公安題材小說12部。僅2022年，他就推出了兩部長篇小說《生死使命》和《終極目標》。
程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供職于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他的長篇小說《人民警察》三部曲，我們曾經做過介紹，堪稱一部史詩型的公安題材小說作品。此外，他還創作過多部小說和影視作品。
庫玉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公安文聯主席。曾創作長篇小說6部，獲得過金盾文學獎等獎項。
賈新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工作。近些年他的中短篇小說逐漸引起廣泛關注，最新還創作有公安題材長篇小說《單行道》。
我認為，一個文學群體或流派的形成，要滿足幾個基本條件。首先就是在地域上有一定的限定。如當年的“山藥蛋派”，成員基本上以山西作家為主，后期才逐漸影響到河北、山東等地區。這種地域的限定，其實決定的是作家們生活積累的相同性和審美的一致性。第二，是作家們在創作風格各異的前提下，價值觀和創作思想上的趨同。“山藥蛋派”的作家們，大多出身農民，熱愛家鄉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他們筆下的人物便都具有著山西農民的鮮活狀態，特別是他們走進社會主義新生活時的欣喜和思想變化，在作家筆下表現得淋漓盡至。第三，敘事風格上的相似甚至相同，也就是說，作家們在藝術風格上也在有意或無意地彼此靠攏。當然，這并不代表他們最終會成為“千人一面”的狀態。而可以視為他們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的良性競爭，文學畢竟是一種個性化很強的創造活動，作家們的個性標記是不可磨滅的。
從多年的發展軌跡看，“黑龍江公安作家群”基本符合上述條件。首先，這些土生土長的黑龍江人，熟悉這塊土地，熟悉這塊土地上的人與事，特別是熟悉黑龍江公安工作走過的艱難歷程。不必諱言，曾經在一段時間內，黑龍江是治安亂象多發的重災區，這其實與其地域文化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在這其間，黑龍江各級公安機關所做出的努力、所付出的犧牲，必然是驚心動魄而可歌可泣的，也必然成為黑龍江公安作家們創作的豐富素材，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創作風格，塑造出他們一種相對一致的悲壯、激烈、雄渾的格調。
顯然，這樣的悲壯故事，這樣的英雄人物，必然激發出他們最直接、最有創作沖動也最善長的表達方式和書寫角度。
從朱維堅、程琳、庫玉祥三位的作品看，他們的創作思路基本上都是選擇設計一起轟動某一地區某一城市的大要案，以案件偵破為主線展開故事，通過故事的展開推進，構建出復雜而兇險的社會形態，帶出打黑除惡、反腐倡廉、匡扶正義的主題，進而突出表現公安機關辦案人員的勇敢無畏和犧牲奉獻。這便隱約形成了他們相對一致的創作風格和走向。他們的作品，通常都有著正邪之間激烈的殊死斗爭，有著跌宕起伏的故事發展，有著在其他作家筆下少有的慘烈，有著生與死、罪與罰、黑與白、情與法對人物的嚴峻考驗。在語言風格上，他們的作品基本上保持著一種慷慨激昂、暢快淋漓的格調，有著強烈的懸疑感和呼喚意識，也充分表現出黑龍江地域人文的獨特風格和黑龍江公安工作的特有魅力。
有評論對庫玉祥的作品如此評論說：“幾乎不覺得是在閱讀庫玉祥虛構的小說，而是在聽他娓娓道來一個真實的案例”。真實，這個定義始終伴隨著公安作家們的創作，特別是“黑龍江公安作家群”這幾位骨干作家的作品。這其實為我們探索作家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思考的切入點。真實自然來源于生活，生活則是社會形態、自然形態等綜合而塑造的生命的存續狀態。讀朱維堅、程琳、庫玉祥三位的作品，雖不多見對黑龍江地域自然狀態的直接描寫，但作品的氛圍、狀態、語言是黑龍江的，反映的公安斗爭生活也是黑龍江公安機關真實的境況。
也許是因為年齡稍小、又工作在相對單純的鐵路公安系統的緣故，賈新城的創作風格相比上述三位略有不同。首先，他以中短篇小說創作為主，從篇幅上就不具備大開大闔的氣勢。就連他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單行道》，也只有十幾萬字，是名符其實的“小長篇”。其次，他不把創作的著重點放到大要案的偵破上，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的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案。但是，賈新城說：“對公安機關努力實現執法活動社會效果最大化的思考，是近年來我進行警察題材小說的一個重要基點”。從這個基點出發，賈新城的作品少了些悲壯，多了些溫馨;少了些驚險，多了些平和。但如果我們把賈新城的創作也放到黑龍江地域文化的范圍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恰恰是黑龍江公安機關近年來堅持不懈地打擊犯罪、治理社會治安，黑龍江的治安形勢已經有了極大的好轉，而對廣大人民群眾加大法治宣傳的力度，讓每一個人都知法懂法守法，逐漸成為公安機關更繁重的任務。和朱維堅、程琳、庫玉祥一樣，賈新城的創作其實也是立足于黑龍江的客觀實際，并且有了新的思考與嘗試。
地域文化特色在小說創作中的反映，是一個很復雜的課題，其實每個作家都在有意或無意的探索之中。有許多現象仍然能引發我們的興趣而不得甚解。如與黑龍江為近鄰的吉林，雖與黑龍江同屬東北區域，有著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風土人情，但吉林公安機關的公安作家們，卻走著和黑龍江同行們幾乎完全不同的創作道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長春市公安局牛力軍的長篇三部曲《河東河西》《派出所長》《刑警江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洮南市公安局李曉平的“鬼系列”長篇小說，就在同樣寫案件偵破的時候，表現出了與黑龍江同行不同的角度和視點。而已故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省公安廳政治部副主任馬青山的長篇小說《十冬臘月》，在描寫鄉村民警工作生活的同時，更多是展現了吉林農村的風土人情，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政委李春良，在退休之后潛心創作，最近推出了長篇小說《瑪珥湖》，已經是一部描寫“一座湖，兩個家族，三代人的恩怨聚散，近百年的世事變遷”的史詩型巨著。還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孫學軍，其中短篇小說作品始終保持了一種淡淡的流動感，時光在他筆下流動，人物也在他筆下流動，這種平實而有韻味的感覺，讓讀者所獲得的感受，和讀朱維堅們作品的感受完全不同。
為什么黑龍江公安作家們的洪鐘大呂，在吉林公安作家這里集體化作了高山流水?從地域性的角度出發，這大概是一個仍需深入研究的課題。
我們還可以再舉出一個例子，繼續探討地域性的問題。湖北省公安機關歷來高度重視公安文化建設，文學愛好者層出不窮，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創作都有不凡的成績。但我們觀察湖北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整體形態，卻可以發現那是一種可稱為百花齊放的狀態。彭祖貽，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民警，小說創作以偵探題材為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偵探小說復興時期的主要作家。李培剛，現任湖北省公安文聯秘書長，早年創作過多部長篇小說，現在卻轉向以詩歌創作為主。魯藝兵，曾任湖北武漢市公安局宣傳處長，大概因為事務性工作繁重，他的小說作品較少，是比較可惜的作家。
目前在小說創作領域里，湖北公安作家比較突出的有三位：夏凱，侯國龍和陳超，三個人的文字風格卻各有不同。夏凱作品不多，風格偏向所謂“純文學”，顯示出很好的文學功底。陳超，影視作品和小說創作“兩門抱”，是當前偵探小說創作領域成績比較突出的作家。侯國龍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在武漢市公安局供職，他的小說和報告文學都很有特色。湖北公安作家們這種四面開花、風格各異，甚至創作方向也不盡相同的相對自由的狀態，是不是與湖北江河縱橫、交通發達、文化積淀厚、歷史遺存多，荊楚文化源遠流長……等等有關呢?
說了這么多關于公安文學的地域性問題，無非是想強調說，我們應該重視這個問題，并且在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中有意識地去突出和展示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中華文化需要傳承，而文學作品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部《繁花》，讓多少人覺得自己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上海。這是值得每一名作家思考的問題。
和地域性有相同之處的，是作品的民族性�；蛘呖梢哉f，地域與民族，是兩個緊密相關的概念。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中國的文學作品，必然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某一地域里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也可以說是地域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勢必影響著作家們的創作思維。
由于公安工作在社會上的廣泛性和深入性，民族問題也是公安工作中必然要關注并妥善處理的問題。北京市有個全國聞名的牛街派出所，是被國務院授予“人民滿意派出所”稱號，被公安部命名為首批“楓橋式公安派出所”的先進單位。他們最突出的事跡，就是在牛街這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始終堅持做好民族團結工作。這個所最讓人動容的故事，是他們堅持幾十年的少數民族餐，任何一個漢族民警調入這個所，必須要先從飲食習慣上改變自己，進而融入牛街的民族氛圍。由此可見，民族性也應是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中不可忽視的問題，何況在公安作家隊伍中，還有著不少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如楊佳富、劉少一、楊素宏、徐振江、農秀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懷化市公安局民警、苗族作家顏永江，從1998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有6 部長篇小說問世，電影作品入圍了澳門電影節，小說作品獲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出版專項扶持，是一位成績突出的少數民族公安作家。
但我認為可惜的是，在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中，民族性還沒有完全成為一個有著作家主觀意識的、刻意為之并不可剔除的元素，而多少顯得有些游離。公安作家們在創作時或多或少地有些忽略了這個問題。
在我有限的視野里，有一位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卻是自覺的，就是獲得內蒙古自治區“索龍嘎”文學獎的娜仁高娃。高娃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公安局供職，她的作品幾乎全部把視野放到了遼闊的草原上，筆下洋溢著濃濃的蒙古族風情。很顯然，高娃是一個自覺地把自己放到民族的大氛圍之中去思考并創作的作家，她甚至用她的蒙古族母語寫作。她的創作，為我們在文學作品民族性的研究中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鑒。她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對于我來講，每一次創作都是從零開始。如短篇小說《沙窩地》的時代背景是當下，人物原型也是生活在沙漠腹地的普通牧駝人。與我其他多數作品一樣，也是我熟悉的生活。在創作過程中，我盡量做到‘作者’的隱匿”。
在娜仁高娃的眼中，顯然只有那片她熟悉的土地是她最關心和熱愛著的。這種關心和熱愛，是作家價值觀的體現，也是其作品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萌生之源。
我們只想說，地域與民族，是文學所必然表達的內容之一，它們的存在，讓文學更豐富了。
編輯：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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