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說創作芻議”專欄（六）
作者簡介：張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曾任中國作協第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文聯第十屆全委會委員;長期從事公安文學的創作、評論與組織工作。
眼界與胸懷
——公安小說創作芻議之六
作家的創作，有個所謂深度問題。常聽有評論者批評某某作品：思想深度不夠。這個問題似乎有些玄學的味道，怎么樣才能讓作品有深度?什么樣的作品才算有深度?好像答案有很多，也往往會比較虛浮。
曾經有個公安作家說過這樣一件事：她應邀參加了由全國公安文聯組織的全國各地公安英模采訪活動，回單位后卻受到了本單位領導的委婉批評。領導的理由是：自己的英模你為什么不寫，反而去寫人家的?
很顯然，這位領導的心胸是不大開闊的。在公安一線執法部門流行著一句俗語：“天下公安是一家”。這句樸實而中懇的話語，其實也適合公安宣傳工作和文化工作，適合公安文學事業的整體發展。更何況，僅就藝術的范疇而言，文學寫作是不應該受到文學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響的。只要價值觀正確，寫什么和不寫什么，作家是應該有選擇自由的。
曾經在公安文學領域有過一種爭論，雖影響不大，但頗有些意味深長。爭論的主題是：公安系統內的作家應該不應該去寫非公安題材的作品?說這個爭論有意味，是指執反對意見的，不僅僅有公安宣傳文化工作的一些領導者，也包括了一些公安作家。這些同志對于公安文學創作有著樸素的熱情，對自身職業的執著熱愛更是值得欽佩，但不能不說，眼界與胸懷，略顯狹隘。而說到作品的思想深度問題，擴展作家的眼界與胸懷，顯然是必要的。
就公安作家來說，這個問題很有值得探索的需要。就表象而言，寫不寫公安題材?是不是僅僅寫公安題材而不顧其它?這是個答案并不復雜的問題，在實踐中也有許多范例可供參考。而深入下去，我們其實要思考的是：公安作家理應在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上下功夫出成果，但僅僅囿于公安題材的創作而不顧其它，甚至不了解不思考公安題材以外的問題，能不能真的寫好公安題材小說?
我們不妨先來看兩部近期的作品。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作家楊遠新與他人共同創作的四卷本長篇小說《春柳湖》，202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楊遠新，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供職于常德市公安機關，現已退休。楊遠新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即開始文學創作，從寫案例，到寫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寫小說，創作從未離開過公安題材。而退休數年之后，他竟潛心創作，推出了這樣一部百萬字的非公安題材巨著，可見用心良苦。楊遠新說：“創作一部反映中國淡水漁業百年變遷的史詩小說，是我幾十年追求的目標”。“《春柳湖》的創作，前后跨越50年，支撐我們堅持到底的，是出于對漁民的真愛。如果說一部作品就是一條大江，那江里滾滾奔騰的，就是作者的情感，或者說，是作者的情感催生了江里的波濤”。
很顯然，出身于漁民家庭，又多年工作在漁業發達地區，楊遠新對于漁民與漁業，有著深厚而樸素的情感。這并不妨礙他對從事了一生的公安職業的熱愛，相反，作為人民利益的保衛者，身份上的某種交叉使得作家的眼界和胸懷更加寬闊，思考也更具責任感。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紹興市公安局民警朱建平的長篇小說《輕紡城》也于2022年正式出版。這是一部列入中國作家協會定點深入生活項目的作品。朱建平2005年開始文學創作，已出版了長篇小說《望江南》、中短篇小說集《火車向著北京跑》、《天亮了》、《你向左我向右》和散文集《留下，留不下》等�！遁p紡城》取材于紹興當地輕紡產業自1988年至2008年的發展變化，展現了改革開放對中國人思想和生活的巨大影響和改變。朱建平說：“這些小人物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經歷過，或是我和朋友在聊天過程中知道的一些事。越是小人物的故事就越能體現當地的變遷，因為小人物肯定是跟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的，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一種發展史”。顯然，朱建平是有意識地將小人物的故事當作城市發展的歷史來書寫的。
《輕紡城》開篇的第一句話：“我一直以為，我和輕紡城，就像魚和水”，既表現了小說中人物的情感，也是朱建平自己的切身感悟。生于紹興，長于紹興，朱建平對家鄉有著深厚的情感，也以一個作家的敏銳眼光關注著家鄉的每一點變化。他曾有些遺憾地表示：“這部小說只寫到2008年，當時電商還沒有火爆，所以小說基本上可以說是《輕紡城(上)》，接下來，我打算把2008年到2018年的故事也寫下來”。他對已出版的《輕紡城》并不十分滿意，認為自己的創作還沒有達到自己想要達到的水準。很顯然，對輕紡城的人物與故事的熱愛，讓他對自己有著更嚴苛的要求。
盡管朱建平很謙虛，但《輕紡城》發表后確實引起了廣泛的好評。有評論稱之為：《輕紡城》不僅反映了“‘中國輕紡城’的起步和發展，更從中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正確和偉大。用小說的創作手段，以小見大，做了歷史的見證和紀錄”。
從上述兩部作品來看，其實我們可以明確地說，公安作家對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深入探索，幾乎就是一種必然。
文學本就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它反映或折射著社會的政治形態和道德意識。有專家指出：“從文學的發展看，文學原先是隸屬于一般的社會政治、道德等文化活動的。文學活動本身沒有獨立性，而是與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會文化活動融為一體。”從這個角度而言，任何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或作者，都不可能離開對社會的關注和探索，而好的文學作品，也必然是對社會的某一層面某一角度有著深刻而精準的反映和分析。由此說來，公安題材文學的創作，則顯然是通過公安工作這一社會的窗口，窺視并了解社會的林林總總，進而展開從公安角度切入并展開的褒揚、評價或批判。公安題材小說，當然是其中最直接、最準確的文學利器。
而一個有趣并值得探討的現象是，公安作家們似乎具備著天然的對社會的強烈關注和介入意識，他們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這種關注和介入，鮮明地表達著自己對各種社會現象的評判，并在其中流露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這種責任感，以文學的方式存在于他們的作品中，頗有韻味并值得思考。
我們可以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崔楸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任職于河北省大城縣公安局。他的短篇小說創作極具特色，且內容涉獵甚廣。他有一篇名為《尋找島田紀夫》的作品，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并不算很突出，但認真讀來，卻很有回味，反映出的內涵豐富而感人：農民李樹茂總吹噓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殺死過一名日本兵。在臨終前，他終于說出這名日本兵的名字叫島田紀夫，并要求后人幫他去日本尋找這個日本人的后代，說是他在殺死島田紀夫的時候就答應了對方，要將其死在中國的事情告訴其家人，卻一直沒機會辦成。一向認為他是吹牛的鄉親們，此時才真的相信了他的說法。小說精煉而簡樸，不足5000字，細細想來卻內涵極其豐富。戰爭的殘酷，人性的良善，國家與民族間的歷史恩怨，樸素的民間誠信意識……都在極其簡潔的敘述中顯露無遺。崔楸立雖然只是一名工作在派出所的普通民警，他的眼光卻顯然投放在了更寬廣的世界里，并以一種博大的胸懷解析著這個世界。特別有韻味的是，小說結尾，當鄉親們按照李樹茂的記憶到日本尋找島田紀夫時，卻仍然得到了查無此人的結果。人在天地和歷史之間的渺小，在崔楸立的筆下得到了恰如其份的表達。
公安工作的性質和職責要求，其實從根本上就決定了從事這個職業的人員，需要具備對社會發展認識的敏感性和深刻性。公安工作，簡單說就是兩大任務：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在改革開放逐漸進入“深水區”后，國際國內形勢日趨復雜多變，公安機關所承擔的任務也越來越沉重，越來越復雜，職責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安機關的職責是對社會活動、社會生活的一種規范手段。因此，也必然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觸及各階層人物的思想、行為，甚至隱私。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老一輩革命家就明確指出：“國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對公安工作重要性的清醒認識至今仍令我們警醒。如此的重要位置和職責，必然對其從業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他們要熟悉和掌握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要了解和熟知國家法律知識和公安工作規則，也要對中國社會狀態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甚至，要掌握多種社會知識技能，要有熟練而正確的人際關系處理方法，等等。我們可想而知，由這樣工作環境培養和鍛煉出來的公安作家們，必然會把自己在工作中的感悟和認知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必然會表達出自己對社會的整體或某個層面的認識和分析評判。這在楊遠新的眼里，是洞庭湖畔漁民的悲歡和漁業的發展;在朱建平的眼里，是家鄉改革開放帶來的深刻變化;而在崔楸立的眼里，已經具有了某種國際視野。這樣的創作，不再局限于公安題材，但卻毫無疑義地帶有公安作家的公安視角和公安思維，字里行間隱隱可見一種基于職業又突破了職業的眼界與胸懷。這無疑讓公安作家的作品有了新的思想深度。
我們回顧公安文學的發展歷史，就會發現，這種寬廣的眼界與胸懷，是有優良傳統并有傳承的。新中國成立之初，隨著公安工作的建立和鞏固發展，公安題材小說在文壇上嶄露頭角，以“肅反小說”為旗號，鮮明地表示出捍衛國家新生政權的主題。這個主題，初看上去屬于公安工作，但實際上并不僅僅屬于公安工作，而是當時剛剛翻身作主人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識與責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傷痕文學”的大潮涌現中，公安題材小說也是重要的亮點。而我們前面也說到過，彼時的公安題材小說，重要的內涵并不是對公安工作的直接反映，而是作者通過公安題材而表達出的對特殊年代的記憶與對民族未來的思考。顯然，這樣的作品與時代、與社會血肉相聯，具有了超出單純公安題材的深刻思想內涵。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興起，“傷痕文學”逐漸退潮，文學創作開始了更多元化、更豐富的探索與嘗試。在這個時期，公安作家隊伍中有兩位作家值得關注，他們的創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在公安題材小說的創作之外創作了大量非公安題材小說作品，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他們的創作，更多體現出的是對中國社會形態的強烈關注和對中國人命運風云變化的悲憫。這種關注與悲憫，既與剛剛過去的“傷痕文學”浪潮有著一定的延續性，更與公安文學發展過程形成的優良傳統有著繼承與發展的密切關系。
曹乃謙，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供職于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他的小說作品，繼承了山西著名的“山藥蛋派”文學傳統，把筆觸深入到山西農村的歷史與文化積淀，在作品中展現了當時山西農村的真實面貌。他的文筆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其代表作《到黑夜想你沒辦法》等以真實感和沖擊力打動了讀者的心靈。曹乃謙的作品一時得到了文學界的大力追捧，刊物破例集中發表，評論普遍叫好。
曹乃謙的公安題材小說雖然不多，但也有意識地融入了他一貫的創作意識和手法，質樸的氣息撲面而來，其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說《齋齋苗》。故事很簡單，描述了民警在辦案途中和一對農村姐弟的相遇和接觸。這篇小說中雖有警察形象的出現，但突出塑造的人物仍然是一名樸實可愛的山西農村少女。顯然，曹乃謙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土地和鄉鄰有著深厚的情感，即使是用警察的目光在觀察，視線中心也仍然是他的鄉鄰。有評論評價《齋齋苗》：“在對質樸人性的描述過程中，方言運用貼切得當，鮮活靈動，一些民歌中的修辭手段，如重聲、疊字等在小說中比比皆是，為小說的語言增加了亮色，同時，也為作者的小說增加了更多的鄉情、親情和男女愛情生活獨有的韻味。”
顯然，即便是寫公安題材小說，曹乃謙也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更寬廣更深邃的領地。正像他在《齋齋苗》里寫到的警察，他看向社會、看向人民群眾的目光是深情的，是溫和的，是帶著一種充滿情感的理解和關愛的。曹乃謙的創作，在當時是有一定爭議的，但我們不難理解的是，他在作品中對山西農村當時的一些落后現象的揭示，是痛心的，是帶有期盼的。這樣的創作態度，正是一種眼界與胸懷的體現。
龔桂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廣西自治區桂林市某公安分局政委，廣西區作協副主席。和曹乃謙的創作略有不同，龔桂華初登文壇時雖以短篇小說成名，但他的創作卻逐漸轉向了以長篇小說為主，并以《苦窯》、《紅船》、《坦白》、《金山》、《高樓》等多部長篇小說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位置。他的作品大多改編成了影視作品，深受讀者和觀眾的喜愛。而他的作品，無一不是展現了廣西的地域風情、民俗世態，并從中開掘并描述了廣西的獨特人文景觀，體現出作者對于家鄉風物的深深眷戀和對家鄉變化的關注與評判。
評論界對龔桂華的創作給予了高度評價。有評論指出：龔桂華“從小就生活在桂北地區，他十分熟悉那里的風土人情，了解那里最底層人們的生活。他熱愛那片土地，關注那里的人們。很多故事他隨手拈來，給我們講述那里發生的傳奇故事和傳奇人物。在文學創作中，他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堅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只是描寫生活，而是真正地把生活寫活、把人物寫活。一個作家最主要的功績就在于他所創造的形象的現實性和真實性”。
龔桂華創作公安題材作品并不多，基本集中于他的中短篇小說集《警察與鄉女》之中。從這個小說集的標題我們就可以看出，“鄉女”是其創作的一個重要符號，即便是寫警察，也同樣要寫家鄉的女子們。
“南龔北曹”，兩位同時代的公安老作家，他們所處地域不同，但創作思想卻有著某種一致性。他們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圍之中，深深浸染著當地濃厚的獨特人文精神。而公安工作的影響和塑造，都使他們對自己的成長和境遇有了更深刻更充滿感悟的認識，使他們能夠有意識地掉過頭來，審視并思考他們曾經的過往和他們血肉相聯的家鄉父老。公安工作顯然“激活”了他們心底蘊藏良久的情感與思維，使他們原本純樸的心靈更具有了正能量的加持與培養。他們的精神境界從此有了更純靜而高尚的認知，使他們的創作更上層樓，作品由此而有了更廣闊而深邃的思想深度。
如果我們把曹乃謙、龔桂華的創作與楊遠新、朱建平的創作做一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時代的變遷在富有責任感的公安作家們筆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變化，呈現著與時俱進的形態。成名于改革開放之初的曹、龔二位，較多把目光放在“過往”，直接地批判也好，委婉地展示也罷，歷史與人文中的優劣、人性與道德上的善惡，他們在其間呼喚社會的進步與人的覺醒。而楊遠新和朱建平，他們更多關注“當下”，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社會變化非常敏感，他們的眼光更投射在社會與人的改變與進步之上。
可喜的是，近年來，公安作家們普遍對于公安題材本身與社會題材的關系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也在自己的創作中有意識地進行了拓展和深化。他們有的對中國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給予了深切的關注和探索，如我們前面提及的《春柳湖》、《輕紡城》;有的對中國社會種種現實狀態和人們價值觀的變化進行了剖析和評判，如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張馳的長篇小說《群氓》、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孫學軍的中篇小說《二人轉》、《圣索菲亞教堂》等;有的把目光投射到歷史的深處，試圖從中國歷史長河中找尋某些問題的答案或線索，如張蓉的《福州路一百八十五號》、崔楸立的長篇小說《滿江紅》、河北省邢臺市公安局吳東林的長篇小說《紅土地》;有的注重于展現中國人的情感變化與糾葛，如甘肅省公安廳卿曉晴的長篇小說《從此直到永遠》、山東省濟南市公安局劉曉霞的長篇小說《許你今生》。即便是公安題材作品，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們的眼界普遍更加開闊，胸懷更加寬廣，筆觸下涉及的內容也更加繁復而豐滿。社會已經成為公安題材小說的必然背景和必有內涵，社會諸相的有意識展現，使公安題材小說擺脫了行業文學的某種限制而更顯豐富。
我們可以舉張馳的長篇小說《群氓》為例，這部作品也曾列入中國作家協會的重點扶持項目，出版后廣受各方面好評。如果僅看簡單的故事介紹，這應該是一部“展示公安機關掃黑除惡斗爭，塑造一線民警正面形象的現實主義力作”，但“群氓”這個詞作為書名，作者筆下顯然更有著某種深意。“群氓”，《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古代統治者對百姓的蔑稱”�！段倪x·張協》中說：“群氓反素，時文載郁”，呂向注：“群氓，民也”。從現代意義上說，群氓似更應指“缺乏明確的思想的無意識群眾”，“而這種無意識其實是包含著集體無意識的”。在張馳的筆下，這種集體無意識顯然構成了黑惡勢力萌發的某種社會基礎，它迫使一部分底層人士在掙扎的焦慮和欲望的膨脹中走向犯罪的道路，形成對社會秩序的沖擊。這樣的認識和在這樣認識指導之下的創作，顯然高于某些同類題材小說的膚淺和表面化，由故事層面向著思想層面而深入。
張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干部。他在進入公安機關之前，曾有10年的工廠生活經歷，因此對中國底層社會有著清醒的認識，對生活在其中的底層人民有著深刻的了解和同情。這些寶貴的積累投射到他的作品之中，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平民意識和人文關懷。
張馳投向公安工作的筆墨和投向社會的筆墨是同等份量的，因此在他的《群氓》出版介紹詞還有一句：“反映了底層社會生活”，更有評論指出：“這是一部描寫底層的復雜社區的斑斕壯貎，弱勢群體與民警和媒體正義力量共同戰勝黑惡勢力的現實主義力作�？坍嬃丝嚯y而又不乏溫暖、暴戾之下掩藏著本真的善良仁義的底層人物代宗義，以及關愛弱勢群體、執法剛性理智的社區民警石韜等人物形象，表達了底層群眾對人道和關懷的渴求，以及怕被時代拋棄的惶恐和憤怒交織的復雜情感”。
其實在當代，在眾多公安作家的創作中，對更廣闊的社會現實的關注已經是隨處可見的，是一種在眼界與胸懷上的高度自覺。但如張馳這樣，在創作構思時就有清醒的意識，把對警察的刻畫與對平民的展示有機結合，就此提煉濃縮自己的生活積累，經過深思熟慮形成創作思想和構思的，似乎還并不多見。張馳的可貴，就在于把公安工作和公安民警放置到社會的更大空間里(或者是某一特定空間)，在警與民、情與法的激烈交鋒中，以公安工作的視角切入，窺見社會更多鮮為人知的層面和內容。讀張馳的《群氓》，既能感知公安工作的艱辛，也能感知人民群眾的不易;既能敬佩人民警察的犧牲奉獻，也能對社會、對生活有了進一步的深入了解。
恩格斯曾經說過：“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可見文學不僅僅是理應真實而準確地反映社會生活，而其本身就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產物。作家的眼界與胸懷，理應是對我們所處的社會有所全面的了解，這種了解應成為一種自覺，是一種作家的責任。于公安作家來說，公安工作的責任與作家的責任疊加，更是重任在肩不容松懈。那種認為公安作家只能寫公安題材，甚至只能寫本單位、本部門故事的想法，顯然是目光短淺的。
又想起崔楸立的一篇短篇小說《七里香》。似乎是寫一起案子：一個年輕的女基層干部深夜死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在調查民警面前，領導、同事、下屬、前夫、合作伙伴、匿名信……一時間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作品頗有些日本電影《羅生門》的味道。而故事最后，尸檢證明女干部死于癌癥，她是因帶病堅持工作而殉職的。小說用女干部臨終前寫的一首詩作結尾：“你若懂我鞠躬未盡，定要引我歸來，哪怕化作這只有七里的濃香”。
小說精煉，簡潔，意味雋永。公安工作在文字里成為符號，成為故事背景，成為線索，展示的卻是在扶貧攻堅工作中農村基層干部的赤誠與艱辛。然而，作品沒有渲染悲痛，文字甚至有幾分幽默感，但撼動人心的力量卻在其中了。作品以小見大，特意輕描淡寫的一場小風波，折射出了中國社會波瀾壯闊的扶貧攻堅運動的輝煌進程。
編輯：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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