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說創作芻議”專欄(五)
作者簡介：張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曾任中國作協第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文聯第十屆全委會委員;長期從事公安文學的創作、評論與組織工作。
學習與演變
——公安小說創作芻議之五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啄木鳥》雜志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應運而生，由此標志了公安文學發展新局面的新開端，從此公安文學有了自己的陣地。如今四十余年過去，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宏偉進程，公安文學經歷了由弱變強，由松散至集中，由個人行為轉變為領導重視、社會關注、組織有序、創作旺盛的文學現象的全過程。這個過程，豐富而有意味，壯觀而有內涵，曲折而有后勁，其中的演變和進步，堪稱中國文學事業中的一曲壯歌。
回首這四十余年，重讀那一篇篇佳作，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許多寶貴經驗，悟出許多有益的道理。學習與演變，可以說是這幾十年來公安文學不斷前行的一種動力。這種學習，在很大程度上說是自覺的。在當時，幾乎一切從零開始的公安作者們，對文學的渴望極其強烈。他們的學習，可以說是兼收并蓄的，是如饑似渴的。中國傳統美學的薰陶，為一代代公安作家們奠定了文化的基礎。國外各種文學理念的吸收借鑒，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也拓寬了大家的創作思路。而對建國初期肅反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理論體系的引導和豐富的生活實踐經驗，則對廣大的公安作家在價值體系的塑造上，有了堅實的思想保證。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在四十年過去的今天認真加以總結的。
而我們在這里所談的學習與演變的話題，卻是有所特指的。
對于公安文學的發展來說，這可以說是一個很獨特的話題。這個問題的存在，長久影響著公安文學的整體發展，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每一個公安作家個體的思想發展軌跡。它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是理論上的，也是實踐當中的。這是自改革開放之初，公安文學從沉寂中蘇醒后，面臨著艱難的創作初始期，幾乎每一個公安作家都思考過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和軍旅文學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距存在?這個問題如果深入下去，那么就會提出下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向軍旅文學學習什么?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當時公安寫作者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軍旅文學的成就上?應該說，這是一種必然。
公安文學與軍旅文學確實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它們是中國職業文學(或稱行業文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存在。而這種相似，當然源于這兩個職業的相似，或者甚至可以稱為相同。首先，二者具有高度一致的價值體系，同為國家體制的基石，被神圣的職責賦予了忠誠于黨和國家、忠誠于人民的職業品質和要求�？傮w上說，盡管二者的職責分工有不同，但思想體系和文化體系中有著相同的精神內涵。第二，都擔負著保衛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重任，同為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國家重器。共同的職責任務，使得二者都是為國為民犧牲奉獻的代名詞，也都提供出了文學表達的重要題材。第三，管理體制上也有著許多一致性。我們常說，公安機關是半軍事化機關，那么這種半軍事化的屬性必然要求在其管理體系中有著大量源自軍事部隊的規章制度和行為規范。令行禁止，是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傊�，軍旅文學與公安文學，天生就有著某種精神上的血緣關系，在它們之間的比較，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文學界的一個話題一個事件，也就并不奇怪。
應該承認，在當時，公安文學的整體創作態勢，與同時期的軍旅文學相比較，有著很大的差距。
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的情景中，我們會聽到最多的答案是體制的問題，而體制問題反映出的則是重視程度的不同。在當時，困擾在工作與創作的矛盾之中的公安作家們，對軍旅文學的蓬勃發展簡直就是“羨慕嫉妒恨”。確實，可以追溯至紅軍時代的軍旅文化工作，至改革開放年代之初已經培育出了領導重視、體制完備、隊伍整齊、創作力量雄厚的文學勁旅�！陡呱较碌幕ōh》、《凱旋在子夜》等優秀作品膾炙人口，改編成的影視作品也是萬人空巷，大受歡迎。軍旅作家在中國文壇上毫不客氣地占據著半壁江山。反觀當時的公安文學，除了海巖的《便衣警察》尚可一提，簡直再拿不出可與軍旅文學抗衡的作品。
就這樣，殘酷的現實擺在了公安作家們面前。面對這樣的形勢，心情急切的公安作家們的抱怨也情有可原。但是，也不是沒有頭腦清醒的人，有位公安作家就曾經說過：“公安文學與軍旅文學最主要的差距其實不在客觀條件，而更在創作思維的落后上，我們往往糾纏在案件之中，而忽略了文學最應該表達的東西”。這樣的冷靜聲音是難能可貴的，它在當時雖然弱小，但吹響了向軍旅文學學習的號角。
當然，盡管公安機關與部隊在各方面都有著相類似的地方，但在和平時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國家的日益強大，二者在職責任務、管理體系等方面都有著越來越多的分工細化，有著越來越精確的目標任務和責權。公安機關承擔的職責也越來越繁重。這些變化和進步，也越來越多地反映在軍旅文學和公安文學的文本之中，構成了新時代軍旅文學和公安文學風格各異但異彩紛呈的文學天地。
回首這四十余年的公安文學發展，可以發現公安文學始終在不斷的演變之中。這種演變，以文學的進步和公安事業的飛速發展為標志，卻是可以說從向軍旅文學學習而肇始。學習與演變，是公安文學進步的最好標志。
近年來，隨著軍隊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大批復員轉業軍人脫下軍裝，選擇進入公安機關穿上警服。這種制服情結反映出一種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少曾經的部隊文藝工作者也進入到了公安隊伍當中，成為公安文化事業的骨干力量，這其中有許多優秀的部隊文學創作者。如現在風頭正健的公安作家李曉重，就曾在武警部隊服役多年。這些同志在進入公安機關后，被火熱的公安斗爭生活所感染，迅速轉變身份，將自己的文學專長發揮到公安文學的創作之中。他們為公安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帶來了軍旅文學的許多優良傳統。如潘吉、藍茹、賈衛國、張建芳……等，都已經成為活躍在公安文學領域的中堅力量。而他們對于軍旅文學與公安文學的差別與相同，也有著更深刻的認識。
許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在部隊服役多年，后轉業至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他在服役時即開始了文學創作，主要以散文為主，但其小說作品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成熟，如短篇小說《廚子建業》便受到業內好評，被認為頗得軍旅文學的精髓，很好地塑造了一個普通士兵的形象。許震是個勤于思考的作家，他的長篇小說《軍旅羽片》，是他對自己軍旅生活的總結，也是一部頗有探索性的作品。散文體的寫作方式，被評論認為是“一部出色的原生態軍旅長篇小說”。
許震轉業至北京市公安機關后，先后從事過戶籍、宣傳、督察等工作。他的創作也隨之轉向公安文學，很快就推出了長篇小說《警察日記》。創作這部作品時，許震仍算是公安工作的新手，但文字中流露出的切身感受，卻是準確而感人的。有評論家認為：“《警察日記》中的人物超出傳統意義的警察形象，以坦蕩、溫情的筆墨，展現了北京社區民警鮮為人知的生活、情感、故事。小說敘次井然，引人入勝，輕松中不無緊張，平靜中含有深思。讀完全書，有一種‘醉臥沙場君莫笑’的悲愴感”。
許震對于軍旅文學和公安文學的區別有著自己獨到的認識。他認為，“公安文學脫胎于軍旅文學，二者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公安任務的發展變化，公安文學漸漸獨立了出來，與軍旅文學出現了明顯的區別”。他個人認為公安文學與軍旅文學有四方面的差別：一、“軍旅文學高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而公安文學弘揚的則是法治精神和公平正義的準則”;二、在表現內容上，“軍旅文學以規模宏大和整齊劃一取勝，講究協同和配合，是大背景下的個人情感。公安文學表現的常常是個體的、反常的形態，是社會和人性深層次的善與惡”;三、“軍旅文學的終極目標，是為激發人的血性而存在的，而公安文學是規范人的野性，目標是把人的精神和肉體裝進公平正義的籠子里”;四、“軍旅文學創作的羈絆少一些，如曠野中持槍的獵人，而公安文學則如帶著鐐銬的舞蹈”，創作中要考慮很多禁忌。
王東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17年轉業，現供職于江蘇省南通市公安機關。對于軍旅文學與公安文學的關系與區別，他的表述更顯感情色彩：“我覺得它倆更像一對兄弟，都有英雄主義的情懷，都有類型文學的個性。相比而言，軍旅文學作為老大哥，在遠離戰火后始終縈繞著軍營生活的象牙塔里的光環，而公安生活每日都浸泡在善與惡的混戰中，所以公安文學的外衣更鮮艷斑斕。老大哥有大情懷，小兄弟有新生活”。
和許震一樣，王東海加入公安隊伍，創作上的轉型很快。2018年，他同時在《解放軍文藝》和《啄木鳥》發表兩篇小說。發表于前者的《蜉蝣飛在時光中》，是軍旅題材，有評論認為：“作為作者離開深愛的部隊后完成的一次小說創作，處處縈繞著青春困惑與人生嘆喟，總是在一段又一段詼諧的記憶中流露出淡淡的憂傷。無論軍營怎么變，軍人特有的情懷不會變”。而發表于后者的《西天取經》，寫的卻是一個從部隊轉業的民警帶領兩個輔警出勤，三天兩夜的歷程，如同西天取經，一路降妖除魔，救苦救難，卻深刻體會了“為人民服務”內涵的故事。這篇小說入選了《中國公安文學精品文庫1949-2019》，可見王東海出手不凡。
許震和王東海創作上的快速轉型，說明了軍旅文學與公安文學在精神特質上的某種一致性，表現為他們在轉型上的一種順暢。這其實也表明了一個文學規律：文學是人學，文學作品的優劣是不受題材的限制的，只在于作者對生活的感悟是否深刻，是否鮮活。
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些整天羨慕著軍旅文學的公安作家們，算是改革開放后公安作家的第一代，那么也許許震應該算是第二代公安作家，而王東海，盡管不算準確，大致可以稱之為第三代。三代人，四十年，從第一代的艷羨不已，到許震們的冷靜分析，再到王東海的溫情相對，這其中其實蘊藏著一條發展的脈絡，那就是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思考，不斷的在努力中求得進步和演變。這樣的學習與思考，就作家而言，也許更多具有個人化的認識角度，也許有著諸多可爭議、可探討的地方，但大家的共識卻逐漸驅向一致，公安文學向軍旅文學學習的過程，其實應該是一個在藝術上取長補短的過程，公安文學最終的成功，始終在于寫出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
那么，在四十多年的歷程中，公安文學究竟向軍旅文學學到了什么?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答案也注定是復雜的。在這幾十年中，傳統文化的傳承復興，外國文學的翻譯引進，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的逐漸形成，甚至改革開放不可避免帶來的一些沉渣泛起的反面教訓，都沖擊和塑造了公安文學和公安作家們。軍旅文學對公安文學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也許永遠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不可否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始，嶄露頭角的公安作家們，一直在有意識地觀摩和借鑒著軍旅文學的優秀作品，從中尋找公安文學可能的突破口。這其中更清醒的一些人，也在探尋著公安文學和軍旅文學的差別所在，試圖找尋并確立公安文學的獨特藝術規律和藝術魅力。
著名公安作家魏人的中篇小說《刑警的誓言》，發表后被改編為電影《龍年警官》，廣受好評，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公安文學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品。我們可以《刑警的誓言》為例，尋找到當時公安作家們的一些思考軌跡，也看得到當時公安作家們向軍旅文學學習的一些收獲。這大致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一是眼界開闊了，故事線不再死扣著案件不放，而是多角度多側面地展現生活;二是思路清晰了，不再讓人物跟著故事走，而是明確地把塑造人物個性放在了首位;三是語言更文學化和個性化了，不再平鋪直敘干巴巴地講故事，而是有意識地強調了小說語言藝術的魅力;四是有意識地在情節和細節的虛構上、在故事的架構上下了功夫，擺脫了公安小說曾經總是過于紀實化的束縛(關于真實與虛構，我們曾經有過探討，而在現實中，突破是需要艱苦努力的)。
當然，這種變化，不僅僅來自對軍旅文學的學習，而更多是公安作家們面對豐富文學世界的兼收并蓄。時至今日，對于絕大多數公安作家來說，上述的所謂突破，其實已經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情，是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幾乎不用再多思考就可以運用自如的藝術技巧。但在當時，這卻是難能可貴的進步。這也是《便衣警察》、《龍年警官》等一批作品至今仍然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原因。
培根曾經說過：“活著就要學習，學習不是為了活著”。公安文學事業發展到今天，學習始終是公安作家們的一種自覺追求。軍旅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無疑為公安文學的啟蒙和發展樹立了一面旗幟，成為了公安作家們學習的榜樣和目標。當然，還是那句話，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公安文學的發展與進步不僅僅是向軍旅文學的致敬和模仿，貫穿公安文學發展全過程的學習和演變，蘊含著極其豐富的內容。這種“在黨的領導和關懷下，承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文學)根脈，伴隨公安斗爭實踐和公安事業發展進步，在苦與樂的磨礪、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考驗中生成和成長起來的，以百萬民警為主體、以忠誠為核心元素，具有英雄文化(文學)、法治文化(文學)、廉政文化(文學)精神特質和劍膽琴心獨特藝術魅力的戰線文化(文學)”，一直像海綿一樣吸取著任何可以滋養自己的營養成份，艱難而不懈地逐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精神特質和藝術形態。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國作家協會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宣傳局、全國公安文聯與魯迅文學院連續舉辦的多期公安作家創作研修班，突破性地讓公安作家們第一次系統地接受了文藝理論、創作技巧的全面教育，極大地提升了他們的創作熱情，開闊了他們的視野，端正了他們的創作方向。這樣的大規模集中學習，是公安文學發展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創舉。以魯迅文學院公安作家班為標志，公安文學新的發展期迅速到來，我們迎來了公安文學事業發展的最好時刻。
坦白講，在今天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公安作家們對于軍旅文學的態度，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羨慕，而是以坦蕩的胸懷和強烈的自信，與軍旅文學老大哥并肩挺進在中國文學的發展大道上。正如王東海所說：“老大哥有大情懷，小兄弟有新生活”。在和平時期，公安工作肩負的神圣使命和繁重任務，使得公安文學創作有了堅實而獨特的生活基礎和靈感來源，有了和軍旅文學不一樣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方向。不能否認，公安文學和軍旅文學永遠有著一樣的價值觀，永遠會以忠誠為核心思想理念，但單純就文學藝術的追求而言，公安文學已經有了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創作規律，在這初步成熟的理論體系中，軍旅文學的滋養是重要元素之一，公安作家們將永遠向軍旅文學致敬。
其實公安文學與軍旅文學的淵源確實是很深的，豈不說公安系統與人民軍隊的歷史淵源，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公安改革始終在推進當中，但在公安隊伍系列中，一直保持著三支現役體制的部隊：邊防、消防和警衛。他們各自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任務和職責。長期以來，這三支現役部隊的文化建設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既是公安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也是軍旅文化的獨特分支。在軍旅文學與公安文學的聯系中，他們是不可忽視的一條紐帶。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云南邊防總隊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云南邊防作家群”，成員曾有近十人，截至目前，仍然有楊佳富、劉廣雄、范玉泉、尹文靜等在堅持創作，且成績不斐。這個作家群的形成，與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云南邊防部隊的重要性有關，也與云南邊防文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山間鈴響馬幫來》、《邊境一條街》等優秀作品是為肇始)的歷史發展有關。他們的作品，大多具有鮮明的邊防部隊特色，既有著軍旅文學的特征，也帶著公安文學的印跡，并充滿了云南的地域風情特色。如范玉泉的中篇小說《美女如云》，寫的是一個只有三名戰士駐守的高原邊防站點的故事。單調、艱苦、寂寞，是這個人跡罕見的戈壁高原的全部生活內容。范玉泉用兩條偶然闖入士兵生活的小狗(一名“美女”，一名“如云”)，串聯起整個故事，將一種溫情注入了細節，也注入了戰士的心和讀者的心。而《美女如云》這個標題，帶給讀者的第一感覺，似乎是一種只有大城市才有的喧囂和欲念，這便與故事內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更體現出作者的匠心。在軍旅文學中，我們不難找到類似的故事，但在公安文學中，這種特定的情節顯然豐富了公安文學的內涵。
2018年，隨著公安體制改革的深入，現役體制退出公安系列，邊防、消防和警衛部隊按照國家要求，各自有了新的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邁入了新的歷史征程。特別是消防部隊，整體劃歸國家應急管理部領導，告別了公安序列。而就在此時，一部反映消防部隊改革的長篇小說出版，似乎為消防部隊的這一重大變革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紀念。
這就是初曰春的長篇小說作品《一號戰車》。
初曰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在公安消防部隊服役多年，轉業后從事過公安文化組織工作。他與許震、王東海一樣，是從軍旅文學轉向公安文學的作家，但稍有不同的是，從組織機構角度講，他其實始終處在公安隊伍之中(我們要特別要強調，長期以來，基層消防工作與基層公安機關的領導、協調密不可分，已經形成機制)，因此他的創作思維和理念與其他軍隊轉業作家還略有不同，對公安工作更少了幾分生疏感。他先后創作了多部長篇小說和大量的中短篇小說，結集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我說紅燒，你說肉》，并獲得過冰心散文獎、金盾文學獎等獎項。初曰春的作品題材以消防為主，也有部分純公安題材，《一號戰車》應該說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在自己脫下消防軍裝而部隊整體脫離公安序列的時候流露出的復雜情緒的表現，是他對自己人生一個階段的總結：“倘若僅一個人告別部隊，或許可以瀟灑地向左轉，向右轉，甚至向后轉;真正面臨整支部隊脫下軍裝，那我們只能選擇一如既往地向前——無論正步齊步，還是跑步，使命在肩，我們永遠沖鋒向前”。
有評論這樣說到初曰春的作品：“看了他的小說，我再次發現了這個問題：職業總是能產生美感的”。對于他的《一號戰車》，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劉恒是這樣評論的：“這是一群滅火人的故事，由一位滅火者所寫。我們最怕的是火，最離不開的也是火，沒有火，我們倒回去是一群猴子。學會與火相處，是人類文明的平衡點。希望讀到此書的人，能接受這一認知，并感受來自作者的溫暖”。
初曰春的創作，他的《一號戰車》，其價值可能還需時間的沉淀。我們這里仍然只從軍旅文學與公安文學的關系而闡述一些觀點。初曰春的文學創作，更像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樣本。長時間的軍旅生涯和對公安工作的深入接觸，使得他對于忠誠的信念和職業的理解都更深刻而準確，使得他在駕馭這兩種題材的時候都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軍旅和公安共有的精神財富，造就了他創作的強大動力，催促著他的筆不停地在寫作之中。他在《一號戰車》的《后記》當中這樣紀錄自己的創作：“這部作品從動筆到完稿，僅用了兩個半月，動筆前的準備工作，卻耗費了三年多的光景”。“很長一段時間，為了搜集鮮活的故事素材，我一直在路上奔波�，F在回想起來，那是一段終身難忘的經歷”。這樣的不辭辛苦，這樣的認真努力，我們在許多公安作家身上都能看到。呂錚、李曉重、張暄、宗利華、劉少一、程琳、張蓉、賈新城、崔楸立、孫學軍、賈文成、李曉平、韓青辰、蔣海云、張軍、聶耶、張遂濤……這個名單可以拉得很長很長。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中，公安作家從學習始，至創新終，公安文學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不斷演變不斷進步，今天終于可以與軍旅文學并駕齊驅，共同馳騁在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陽光大道上。
學習與演變，是個永遠的話題。昨天，我們向軍旅文學學習，也向傳統和世界汲取營養，向任何值得我們學習的人和事求教。今天，我們仍然在創作的同時孜孜不倦地學習著，并且不斷追求著藝術的提升和演變。由此，我們可以充滿自信地預期，公安文學必將不斷躍向新高度，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公安題材作品。
我們可以期待。
編輯：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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