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說創作芻議”專欄(四)
作者簡介：張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曾任中國作協第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文聯第十屆全委會委員;長期從事公安文學的創作、評論與組織工作。
真實與虛構
——公安小說創作芻議之四
動筆寫這篇文章時，恰逢電影《永不妥協》上映。這是一部在中國電影史上十分罕見的反映金融新聞行業黑幕的故事影片。影片上映，評論文章接踵而來，直接指出影片故事的真實性。有評論文章非常明確地說出：“眾多年輕的財經媒體人都覺得情節過于離奇，但這個情節(指女主人公被綁架)確實有著真實原型，故事發生在14年前”。
在各種文學藝術門類中，真實與虛構的存在其實是一種讀者或觀眾司空見慣的事情。
公安作家朱維堅于2022年下半年在《啄木鳥》雜志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終極目標》，這是一向致力于打黑除惡題材創作的他在沉寂多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重磅炸彈”式的作品。從作品的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真實事件的影子：新城區建設工程招標在即，外地投資商劉景龍突遭槍擊，僥幸逃生。招標排行榜上前幾位的企業家都上了警方的嫌疑名單。一番調查之后，他們的嫌疑陸續被排除。擅長逆向思維的刑警大隊長黎斌懷疑這是一出苦肉計，翻回頭調查劉景龍，依舊鎩羽而歸。槍擊案導致全市的重點建設項目暫時停擺，利益糾葛牽動各方勢力，案情越來越錯綜復雜……這樣的故事，我們確實可能隨時隨地會有所耳聞或目睹，當下資本驅動下的社會矛盾激烈而復雜，有些人無所不用其極。朱維堅的《終極目標》，與電影《永不妥協》，在某種意義上有著異曲同功之處。
讓我們回到公安題材小說創作這個話題。
凡有些文學知識的人都知道，虛構是小說創作必不可少的藝術手法，是小說創作的本質特征，甚至阿·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沒有虛構，就不能進行寫作。整個文學都是虛構出來的”。有理論研究認為，虛構是真實與虛假的“中間地帶”。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略有不妥，“中間地帶”的形容不夠準確。虛構其實是真實在作家的構思里變化、提升、完善的產物。也就是說，虛構是以真實為基礎的，它與虛假無關。虛構是作者借助自己已有的直接或間接的經驗，運用豐富的想象，對人物和事件進行的合理的補充、重組和完善，目的是創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情節和典型形象。
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發源于神話傳說。有研究認為，中國先秦神話中已經有了非自覺的虛構，到了諸子寓言，自覺的虛構已經成形。當文學發展到了明清小說的鼎盛時代，當時的批評家已經可以明確地宣布：“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因此，真實與虛構的問題，似乎并不成為文學創作者，哪怕是剛剛入門的初學者的障礙，每個人都應該清楚其中的分寸把握。但是，我們為什么要特意強調這個問題，并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呢?原因就在于，真實與虛構的問題在公安題材小說的創作中確實還是存在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在小說藝術上的提高和進步。
公安文學的創作隊伍是一支獨特的隊伍。從目前的情況看，公安機關自身的作家群(我們常常稱之為公安作家群)已經逐漸取代了社會作家的地位而成為公安文學創作的主體。改革開放初期，公安文學從沉寂中蘇醒，當時的創作主體無可爭議的是社會作家，而且其中不少是著名的社會作家。應該看到的是，他們當時投入精力關注并從事公安題材文學創作，更主要的是借此抒發他們的某種情感，而不是對公安隊伍本身的真正關注。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等等，顯然都將憤怒的目光投射在對特殊年代的控訴和反思上。這些有著強烈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作家們，是在借用公安題材來關注國家命運，關注民族的未來。他們因此而值得尊敬，他們的作品也是公安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佳構。但是，他們其實對公安隊伍是不夠了解的，當時的他們也無暇去深入生活。公安在他們的筆下只是一種符號，只是他們借題發揮的載體。他們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摯愛和對黨的忠誠，是作品里洋溢著的濃烈的情感，這是公安文學傳承中的重要血脈。而從文學藝術角度而言，他們作品的遺憾之處，也留給了我們一種思考。
截止到2022年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公安隊伍中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近200人，各省級作協會員已有千人以上。這樣一支隊伍，雖然和全國公安隊伍的整體數字相比較仍然是弱小的，就公安文化建設事業的需求而言也仍顯不足，但就創作的活躍和水平而說，這已經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文學隊伍，是公安文學的創作中堅。全國公安作家協會(全國公安文聯文學專業委員會)，是中國作家協會重要的團體會員之一�？梢哉f，當下的公安題材文學，因為有了強大的創作隊伍，有了堅實而豐富的生活素材，有了公安機關各級黨委的重視和中國作協的得力指導，已經呈現出有史以來最好的創作狀態。但是，這種后來居上掩蓋著不少隱患，有許多創作上的短板和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如真實與虛構的關系處理，仍然是我們要正視的一種頑疾。
我們可以從公安文學的創作隊伍(特指公安機關內部作家群)組成來分析這個問題。從組織屬性而言，這些作家來自公安機關各個警種，大多從事或曾經從事一線執法工作。而在他們之中，做過宣傳工作或至今仍在宣傳工作崗位上的，不在少數。眾所周知，宣傳工作是公安機關的重要崗位之一，它既包括了對內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凝聚和鼓舞隊伍士氣的職能，更包括了對外宣傳黨的公安工作方針、宣傳國家法律法規、宣傳打擊和預防犯罪的知識等重要的責任。公安機關的宣傳工作體系，在改革開放初期逐步建立完善，也經歷了從不被重視到被重視到高度重視的發展過程。這與中國社會的開放發展進步過程，完全是同步的，是緊密相聯的。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走上公安宣傳工作崗位的一批人，很多后來成為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安作家。特別是當時由公安機關創辦的一批公安法治報刊，在培養并團結公安作者隊伍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很多后來知名的公安作家，最初都是從給這些報刊撰稿或從事編輯工作開始而走上文學道路的。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天津市公安局民警張國慶，曾經長期擔任天津市公安局《橄欖林》雜志的編輯記者，直至該刊�？�。他伴隨著這本刊物走完全程，然后以一篇反映基層民警生活的中篇小說《子丑寅卯》引起文壇關注，再以長篇小說《火焰》引起廣泛贊譽。他的創作，厚積薄發，長期的公安宣傳工作既讓他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也鍛煉了他的文字功夫。
但是，眾所周知，宣傳工作所需的文字，并不就是指文學意義上的文字，而更多的是新聞報道、通訊簡報，再加上近幾年逐漸興起的以網絡為標志為載體的公眾號、微博微信，等等。它們都有著自身的文字特點，有著自身的功能與限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們必須遵守的真實性原則。
要指出的是，這使得眾多從宣傳工作轉向文學創作的公安作家們，必須要邁過一道門檻，就是從百分之百的真實，轉向托爾斯泰所言的“虛構出來”的文學。尤其當他們面對的真實是那么豐富多彩，那么震撼人心，那么驚心動魄，他們面前的這道門檻就顯得格外艱難。
不僅僅是做過宣傳工作的同志面臨這樣的難題，長期在一線工作的許多公安作家也多多少少會被真實與虛構的問題困擾著，甚至還沒有清醒的認識。他們往往會有這樣的感慨，“我親身經歷過的案子，這一輩子都寫不完”,“我小說里的案件，大多是我親身經歷過的，細節非常真實”。這其實無可厚非，任何作家的創作，也一定有著自己生活的積累和體驗，甚至如高爾基的《童年》、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等，更是被冠以“自傳體”的名銜。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樣豐富的生活素材，在創作時是如何被使用的，是如何經過“虛構”的加工，而轉化成藝術的形象和氛圍的。這應是小說家的看家本領。但是，在公安題材小說的創作中，我們不乏看到在這個問題上處理不夠甚至不當的例證。
我們在實踐中常常會看到一些公安題材小說作品，它們普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是情緒過于飽滿，而人物和情感缺乏精心塑造。飽滿的情緒自然來源于生活，來源于現實中那些讓人感動，甚至讓人撕心裂肺的真實故事。但當將這些真實轉變為藝術的時候，許多作者過于匆忙草率。他們急切地想將自己所知道的講述給讀者，并把自己的情緒也傳達給他們。其實他們的激情反而沖淡了真實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和沖擊力。他們把創作變成了“聽我說”，而不是讓故事“自己說”。二是敘事過于平淡，而構思和寫作缺乏風格設計。許多作者誤以為把感動人的真實故事不加任何修飾地講述出來，就能夠發表，就能夠打動人，就能夠成為所謂“文學”。其實不然，完全真實的描述應該是報告文學的功能特征(更準確講，報告文學也是文學，也需要對原始素材進行藝術處理)，而不是小說。應特別強調的是，小說更是需要鮮明的個人藝術風格的，需要創作者有獨特的講述技巧。三是情節過于真實，而環節和細節缺乏認真推敲。從現實中照搬的故事當然是真實的，但如果沒有環節上的合理，沒有細節上的精準，情節就成了一棵沒有枝葉的樹，也就喪失了它的生命力。很多時候，這樣的真實反而會讓讀者開始懷疑它的真實性。常聽到有人揶揄，“真的寫出來，卻成了假的”，往往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近年來，許多公安作家已經深刻意識到真實與虛構的問題，開始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進行著認真的探索，試圖在豐富的真實里嘗試著虛構出更能震撼人心、更能體現出小說藝術本體特質的優秀作品。從目前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整體狀態看，一批創作成熟的作家，已經完全突破了舊有的樊籬，在小說藝術上摸索出了自己的路數，他們的作品已經完全可以躋身于中國小說創作的梯隊而不遜色。但是，也仍有一些初學者，還在這個問題上徘徊著，還沒有摸到正確的突破路徑，邁過真實與虛構那一道門檻。
我們不妨選擇幾篇優秀作品加以分析，也許能給更多的創作者一些啟迪。
交通事故的善后處理，是交通民警工作的重要內容和繁重任務。一起交通事故處理的背后，折射出的內涵其實非常豐富。坦白說，如果我們如實地選擇一起事故處理的真實記錄，略做文字的修飾，也可以勉強稱之為一篇文學作品，甚至也可以引發讀者的一些思考。但是，身為交通警察的作家張暄，并不滿足于這樣的寫作，他精心設計創作出的中篇小說《解個手到底用多久》，把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處理，上升成了一幕讓人啼笑皆非的文學悲喜劇，并從中使讀者可以窺見人性深處的善惡美丑。讀這篇小說，總讓人在會心一笑之后感到一種心靈的沉重。
故事開篇很簡單，蘊含的構思卻很巧妙，有草蛇灰線的韻味。農婦“姚新珍突然小腹一陣緊張，扯上一截衛生紙就往門外跑。將近五十歲的人，已經沒了女人的矜持”，她得馬上沖進公廁去方便。因此，一輛從坡上下來的摩托車，和另一輛從坡下上來的摩托車撞在了一起，她也沒顧上細看。但是，“從事故發生的第二天起，警察就纏上了她，直直纏了她半年多，而且看樣子還要繼續，無休無止”。交通民警詢問她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就是“你上廁所到底用了多長時間”?煩惱透頂的姚新珍斬釘截鐵地回答：“短，我說不清;長，也就是大概十分鐘。不是外面撞車了嗎，我還憂著呢”。
這樣一個讓讀者啞然失笑的開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現代文學藝術中的常用詞：“黑色幽默”。但這里的幽默并不僅僅是幽默，它牽引出的故事有著更豐富的內涵。這是一個以小見大的合理設計，但這個“小”其實也并不小，它本身就是事故還原里重要的一環。撞車事故中，有一輛車上載的是一對戀人。男孩陸斐斐重傷昏迷，女孩陸倩卻只是輕傷。另一輛摩托車的駕車人傷也不重。事故鑒定并不復雜，駕車的兩個男人責任均攤，陸倩沒有責任。但是，半個月后，陸斐斐蘇醒過來，卻成了高位截癱。他說出了一個讓交警們目瞪口呆的細節：駕車的不是他，而是陸倩。為此，他還提供出了更多時間點上的細節。詳細的情節我們這里不再復述，只強調一點：經交警們對陸斐斐提供的時間節點認真地核實計算，發現姚新珍上廁所的時間長短，決定了陸斐斐是否在說謊，也決定著這起交通事故最后的處理是否合理。
似乎這才是故事的真正開始，但張喧顯然并不想就交通事故本身繼續展開，他的小說想要告訴讀者的，并不只是交通事故的重要性，也不僅僅是交通民警們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就交通事故本身而言，張喧在現實生活中一定習空見慣，但他憑著作家的藝術嗅覺，絕不甘心就事故說事故。在他的小說里，劇情的反轉，讓牽扯到的人物都在其間暴露出些內心的隱秘。交通事故這條主線(也可以說是姚新珍上廁所這條線)，發散成了對社會百態的描寫和揭露。陸斐斐和陸倩已經定婚，彩禮已經給過，現在不僅婚姻成了問題，賠償問題也讓兩親家翻了臉，相互指責對方說謊。然后，他們又把矛頭指向了交警，指責他們工作不負責，使得事故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抬著癱瘓的陸斐斐到政府上訪。處理事故的兩名交警連盼和孫立剛，本就因提職的事有些小隔閡，事故處理判斷錯誤，也讓他們的芥蒂加深，相互猜疑。這之間，政府官員的推諉，姚新珍夫妻之間的爭吵，都像是撒在故事之間的調味品，增強了整個小說的味道。這味道是耐人尋味的，它讓一起交通事故自然而然地帶出了社會生活的韻味種種。
小說的結尾是開放式的。連盼和孫立剛雖然彼此有怨氣，但工作起來其實是認真負責的(這也是張暄的高明之處，他有意識地把警察置于社會生活之中，不動聲色地展示著他們執法環境的艱難、他們的堅持努力和他們身上那些人人都會有的缺點)，可事故雙方提供的證據都不能成為鐵證，他們只能無奈地讓事情拖了下去。小說結尾，回到姚新珍，她“犯了一種病，總是解不利手就要急急地從廁所跑出來。她總覺得廁所外邊有什么事情在等著她，讓她一刻也不能呆下去”。這個結尾，有無奈，有苦澀，也有一種尷尬的笑。
很顯然，有著豐富的基層交警生活經驗的張暄，作品里無時不刻顯露出他的生活積累，真實的影子無處不在。這種真實，并不僅僅指故事，更包括人物、語言、細節。但是，張暄在此基礎上，顯然根據自己的體驗和感悟對真實進行了重組和重構，并從中提煉出比故事本身更耐人尋味的生活滋味。這種重組和重構，就是虛構的力量，它讓我們看到的不再僅僅是一篇公安題材小說，更是一幅中國基層社會的生活圖畫。這幅圖畫，活色生香，官場、職場、鄉村、機關、家庭，似乎都輕描淡寫地帶過，但有機的組合卻讓各自都有了讓人回味的力量。這其實就是小說的魅力。
我們再來看看上海公安作家張蓉的兩篇作品，一篇是發表于《啄木鳥》的短篇小說《因為所以，天文地理》，另一篇是她最近發表于《延河》的中篇力作《福州路一百八十五號》。
《因為所以，天文地理》，寫的大概是在公安題材小說中最常見的主題了，即對英模人物的正面描寫和歌頌。但是，也正因為“常見”，真實與虛構處理不好的問題在這類作品中也就“常見”。很多作者簡簡單單地講述著一個個真實的故事，雖然感人，但讓讀者體會不到小說的藝術韻味。
而張蓉卻在這樣的題材上寫出了新意。她沒有直接從主人公老王切入主題。她選擇了一個“他”來作為敘事的主體，作為觀察的一種視角。“他”是一名資深宣傳干部，受命來為英模報告會準備講稿。“他”還有個小私心：工作多年了，領導基層都認可，現在應該是提拔的時候了，這次的報告會就絕不能掉鏈子�？�“他”偏偏碰到個不省心的采訪對象：老王，臨近退休的社區民警，事跡零零碎碎，遠不如別人負責采訪的刑警、特警那么精彩。而且，老王還不配合工作，不是找不到人，就是人來了卻坐不住。好不容易寫出了稿子，別人都背得滾瓜爛熟，老王卻只能磕磕巴巴地照本宣科，還總是挑毛病，這不讓寫那不讓寫。最后還打起了退堂鼓，說自己要退休了，把機會讓給別人吧。更讓“他”擔心的是，這個老王好像還沒那么先進，在他的社區里，他甚至有擅自介入民間經濟糾紛的嫌疑。
張蓉是以寫偵探推理小說見長的，這樣一篇寫正面人物的小說，她也寫出了偵探小說的某種味道。大部分篇幅，都是“他”在采訪中對老王留下的各種“惡劣”印象，一步步地設置下了懸念，把小說情節逐漸推向高潮，讓讀者們情不自禁地迫切希望知道最后這場報告會的情況，希望知道這個不那么著調的老王到底是個什么樣的英模。而臨近報告會開幕的時候，老王執意要為了核實一個戶籍信息緊急出差安徽，更讓“他”心急如焚，也讓讀者的胃口被吊到了最高處。故事最后，老王終于按時站上了講臺，甩開稿子，用最樸實的語言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把謎底一個個揭開：在臺上站不直，是因為執行任務時腿負過傷;執意去安徽出差，是為了給一個非婚生孩子落戶口，好讓他正常升學;不讓寫進稿子的那件事，是他調解的一對父女矛盾，他總覺得還不落實;所謂的介入經濟糾紛，是為了幫貧困戶解決經濟困難，不使矛盾激化……張蓉的敘事安靜平穩，略帶上海式的幽默，但故事構架卻是絲絲入扣，顯然經過精心的設計安排，并不是簡單的平鋪直敘。其實很明顯，張蓉小說里的故事都來自生活的真實，在任何一名社區民警的工作中，這樣的感人事跡俯拾皆是，但她用虛構的藝術架構，把真實講述得更加精彩。
張蓉的另一篇小說《福州路一百八十五號》，近期發表于《延河》雜志頭題，是她精心創作的一篇力作，可以說，既是她個人創作上的突破，也是公安題材小說近年來的一個重要收獲。
關于這篇作品內涵上的重要意義，我們還將另外進行探討，這里我們只說張蓉在這篇作品中對于真實與虛構的處理。這是一篇經過作者認真思考和準備的作品，可以看出張蓉在創作這篇小說前做了大量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真實的情節和細節就像一顆顆珍珠，穿綴在故事主線上。
福州路一百八十五號，就是一個真實的地址，上海“這座城市有幾個盡人皆知的門牌號，比如聲名極臭的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比如后來招致很多年輕人加入警察隊伍的中山北路八零三號”，而張蓉在小說開篇就告訴讀者，福州路一百八十五號“最早掛出的招牌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央捕房，若干年之后是汪偽的上海特別市第一警察局、國民政府上海警察局，1949年5月27日之后，這里成了上海人民政府公安局”。真實的地址，引出的是真實的歷史，張蓉講述給讀者的，是上海解放前夕一段驚心動魄的斗爭故事：潛伏在國民黨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們，為了新中國的誕生而義無反顧地付出生命的代價。和《因為所以，天文地理》一樣，張蓉并沒有直接地講述筆下的人物故事，而是從一個前國民黨警察局留用下來的老警察退休講起，由他面對年輕民警的回憶與講述，引出當年的風云變幻，引出一個個鮮活的人物：風流倜儻的“飛行堡壘”隊長、纖細柔弱的警察局長女秘書、干練的基層刑警、獨眼的警鴿訓練員……圍繞著這些精心設計的人物，張蓉設置了大量的真實細節：警局食堂里播放的訓詞、樓頂上飼養的警用鴿子、百樂門舞廳的燈紅酒綠，石庫門小巷里的血腥殺戮……特別是那一本《王云五辭典》，是小說里一個重要道具。據張蓉講，這是上海公安博物館里真實的藏品，當年是地下黨員接頭的暗號。作家在創作中合理地加重了這個道具的份量，把它設計成一本重要的密碼，成為整個故事的串聯�？吹贸�，為了創作這篇作品，張蓉頗費心思，她在字里行間用真實與虛構共同營造出的舊上海，那一種天亮之間的緊張、興奮與兇殘、絕望交織在一起的氣氛，使整個故事呈現出充盈的真實感，卻又比真實更加吸引讀者的腔調。
上海人講究腔調，腔調在老上海人的衣食住行中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存在。這種腔調在小說作品中，是要靠眾多纖毫畢現的真實細節來表現的。寫出來的上海人像不像真實中的上海人?是要看作家的功力的。這種功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你在真實與虛構的問題上處理是否得當。這絕對是作家的看家本領。
真實與虛構，至今仍是影響公安文學，特別是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一大頑癥。要解決這樣的難題，還需公安作家們不斷的努力，要真正犁清文學與新聞、藝術與宣傳的區別。不客氣地講，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公安作家，必須要擺脫宣傳思維的禁錮，而進入文學藝術的殿堂。而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公安文學與公安宣傳擔負著同樣的社會責任，它們只是在以不同的創作規律，承擔著同樣的使命。
編輯：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