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小說創作芻議”專欄（三）
作者簡介：張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曾任中國作協第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文聯第十屆全委會委員;長期從事公安文學的創作、評論與組織工作。
偵查與推理
——公安小說創作芻議之三
偵查與推理，在公安機關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工作中，是一種日常業務詞匯，更是一項重要的業務職責。偵查包括了犯罪現場勘查、證據數據采集、周邊調查取證和科學技術應用等內容，而推理，則應是偵查范圍內的工作之一種，特指對證據鏈的分析、演算和預判，等等。而在文學范疇內，偵查與推理卻大抵是一種文學形式與題材的定義。文學藝術填充了犯罪與反犯罪、偵查與反偵查的內容，并由此渲染出神秘、驚險、曲折的氛圍，形成的就是深受讀者喜愛的、通常稱為“偵探推理小說”的一類文學作品。
當今的公安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作品中，我們可處處看到偵查與推理的痕跡。不容置疑，作為公安機關最重要的職責，打擊犯罪必然是公安題材小說的一個主題�？梢哉f，偵查與推理和公安文學的成長發展相伴相隨，其發展變化是公安文學走向的一種風向標。
《啄木鳥》雜志創刊40年來，在推動偵探推理文學創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實在功不可沒。“偵探與推理”已成為深受讀者喜愛的金牌欄目，不僅推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偵探推理小說，還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偵探推理小說作者。甚至可以說，《啄木鳥》雜志當之無愧地引領著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的潮流。
這樣的創作態勢，也讓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在中國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中，偵查與推理似乎還是有著些許區別的，甚至隱約可以視為兩個流派。這其中的淵源與差異，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探討。
1841年，美國小說《莫格街兇殺案》發表，目前被公認為全世界最早的偵探推理小說。它的創作者埃德加·愛倫·坡由此被譽為“現代推理小說之父”。評論界認為，他“確立了偵探小說發展的全部模式，仿佛他制定了一個框架和確定了未來的走向，此后一百多年來，偵探小說幾乎都沿著他的模式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愛倫·坡的創作不僅帶動了西方文學世界逐漸興起了推理小說的創作熱潮，以至出現了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偵探波洛系列”等影響全世界的名著，也在短短幾十年后，于1914年將偵探推理之風傳入中國，出現了以“霍桑探案”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偵探推理小說�？梢哉f，盡管自模仿肇始(“霍桑探案”的主人公霍桑和助手包朗的設計，就完全模仿了《福爾摩斯探案》中的福爾摩斯和華生)，中國人在偵探推理文學的創作上，卻絲毫不遜色于西方作家。而且，更可貴的是作家們從一開始就自覺地以作品來關注中國社會的現象種種，鮮明地提出寫偵探推理小說是為了“應該知道做人是替社會盡義務，也就是自己盡責任”的口號，這使中國偵探推理文學從肇始之初就站在了一個較高的起點之上，也使之迅速成為被中國讀者歡迎的讀物。
新中國成立之后，一批由革命作家創作的偵探推理小說登上文壇。1979年，群眾出版社推出《肅反小說選(1949-1979)》，集中對這一批作品進行了總結。有意思的是，這批作品通常被冠以“肅反小說”的稱謂，鮮明地顯示出其時代性的特征。準確地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這一批作品，從偵探推理小說的獨特藝術性上分析，大多尚有不足，但是卻很好地反映了新中國建立之初時敵我斗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開創性地在文學作品中塑造了新中國公安人員的高大形象。這也是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到歡迎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批作品的作者大多是經過戰爭考驗的革命文化工作者，他們文學功底扎實，對西方及中國早期偵探推理文學也有所涉獵，但他們自覺響應著新中國對敵斗爭的需求，不受傳統西方偵探推理小說的束縛，而是從生活中汲取營養，創造性地開辟了新中國公安文學的新天地。在公安文學的歷史上，他們的功績不可磨滅。
從時間上說，和中國文學事業一樣，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一段“空白期”，隨后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推動下重新走向了輝煌。李迪的《傍晚敲門的女人》、鐘源的《夕峰古剎》都名噪一時，反響強烈。一些作家如康煥龍、陳翼浦等也將偵探推理小說作為了自己創作的主方向，不斷推出作品。在公安隊伍內，盡管還不夠成熟，但也有一批作家開始了偵探推理小說創作的嘗試。比較有影響的如湖北省鄂州市公安局的彭祖貽，還有北京市公安局的王建武、洪順利等。在創作的推動下，偵探推理小說的理論研究也開始起步，1996年，由黃澤新、宋安娜創作的《偵探小說學》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有關偵探推理小說創作的理論專著。
從以上簡要回顧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發展的脈絡。時至今日，在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中，偵探推理已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從文學的角度分析，較之傳統的偵探推理小說(包括中國傳統公案小說)，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我曾就此斷言，中國偵探推理小說流派的大局已經形成，而且，在總體的創作走向中，已經逐漸出現了在創作手法和形式上的區別，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流派分支。
最主要的分支，還是秉承著新中國建立之初確立的“肅反小說”之傳統，以公安機關偵查人員為主體，以偵破敵特或刑事案件的過程為主線，推動故事的發展和人物的成長的一類作品。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著名作家海巖于198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便衣警察》，這是海巖的代表作，也是公安文學的巔峰之作，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意義。這部小說的故事內容也是循著一條案件偵破的主線，在曲折甚至離奇的情節中表現公安機關艱難的偵查推理過程，塑造大智大勇的偵查人員形象。但是，作者的創作意圖已不僅僅是寫一部偵探推理小說，盡管當時有評論認為《便衣警察》是“偵破題材小說的一次突破”，但更多的評論都肯定的是作者在案件線索之外對人性的展示、對社會的反映和對一種堅定意志的謳歌。海巖顯然是用更多精神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東西來充填了他的偵查故事，使之愈發豐滿和悲壯。因此，多年之后回顧《便衣警察》，人們記住的是栩栩如生的主人公們，感慨他們身上閃爍出的人性光輝，反而不太會記住案件的細節，不可能像《福爾摩斯探案》那樣被復述得活靈活現�？梢哉f，海巖和他的《便衣警察》，開辟出了中國偵探推理小說創作的新途徑，偵查與推理，由此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元素而出現在眾多公安作家的筆下，成為忠誠與榮譽、職責與奉獻的詮釋角度、故事基礎和藝術手段。
幾乎所有優秀的公安作家都是從這樣的思考和實踐中走過來的。武和平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于1983年出版，名為《血案迷蹤》。曾兩次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修來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刑警的隱秘》在1988年出版。在近幾年引人注目的公安題材小說作品中，呂錚的《三叉戟》、李曉重的《警衛》、宗利華的《越跑越追》、庫玉祥的《幕后真兇》、李曉平的《心中有鬼》、蔣海云的《雨殺》、程琳的《人民警察》、舒中民的《網弈》，等等，都是這種模式的成功作品。但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案件在于這些公安作家們的筆下，已經多多少少不再是故事的主體，而是被有意識地推到了故事的背景上，成為充分展現人物狀態和社會生態的寬闊舞臺。
另一個重要的流派分支，則更多繼承了西方偵探小說的藝術傳統，而加以本土化的合理改造或變化，在藝術上更著重突出偵探推理本身的神秘魅力和邏輯的嚴密性。這一分支中比較突出的作家與作品，有漆雕醒和張蓉等。
漆雕醒，本名杜婷，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被譽為國內“著名懸疑推理作家”，其代表作有《解毒師》、《每個西西弗斯都知道》等。2019年，她的小說集以《每個西西弗斯都知道》為書名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受到廣泛好評。張蓉，供職于上海市公安局，她的小說作品集《莫高探案組》、《透過指縫的雙眼》，為她的代表作，集中反映出她的創作特征。有評論認為：張蓉的偵探小說基于“‘社會派’的創作理念”，但隨著“她的世界與偵探小說的世界彼此敞開、相互滲入，越來越多個性化的東西融進了文字，讓小說在‘社會派’之外，有了獨特的‘雕飾’”，“獨特的‘張氏風格’已經形成了”。
自1996年至2016年的十年間，全國公安文學藝術聯合會、北京偵探推理文藝協會等單位曾聯合舉辦過六屆全國偵探小說大賽活動。上述兩個藝術分支的重要作品，在這六屆活動中均有獎項的斬獲。這當然說明了大賽活動的影響廣泛，但也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即：我們所謂的這兩個分支，有著什么樣的區別和什么樣的共性?它們能否得到社會的公認?它們的區別對于文學來說，有著什么樣的影響?
這其實涉及到一個老問題，就是偵探小說有無定式的問題。曾經有理論家認為，愛倫·坡“確立了偵探小說發展的全部模式”，但也有人不以為然，一位保加利亞作家拉伊洛夫就曾說過：“偵探小說能夠推翻和突破狹隘的規定和限制它的范圍的企圖……其體裁只是保存了極其重要的特征：它的文學故事必定與犯罪有關”。而我國學者則認為，偵探小說是“自成一格的文體”，“歸根結底，要揭開秘密，特別是‘誰’作案這個秘密，這是偵探小說的特質”。
我們姑且為我們所謂的兩個分支分別命名為“社會派”和“傳統派”(這樣的名稱應該只是臨時挪用，便于敘述，因具有相當的不合理性。如，“傳統派”似乎也可用偵探推理小說理論界更認可的稱呼：“本格派”)。我們認為它們之間固然有著相當大的共性，但還是有著許多微妙的差別。
在主題思想上，雖然都堅持著正義戰勝罪惡的理念，但“社會派”一般更突出正面人物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其精神層面的追求，突出案件所帶出的社會意義和時代意義。如天津市公安局張國慶的長篇小說新作《火焰》，《啄木鳥》雜志在介紹這部新作的文章里開篇就說：“建黨100周年之際，本刊特別策劃長篇小說《火焰》……跨越歷史時空，在時代洪流奔騰不息的大背景上，投射出每個靈魂的善惡美丑”。小說從一具偶然發現的陳年尸骨，引出一起幾十年前的謀殺案，通過辦案人員的不懈努力，最終展現出當年一個中共地下情報小組的悲壯事跡。這樣的宏大敘事，“傳統派”一般不會采用，即使是對社會現象的揭露與批判，也往往是從個案入手，在草蛇灰線中敲響警鐘。如張蓉的中篇小說《要命的房子》，瑣碎的家庭矛盾，最終釀成兇案，隨著偵破的層層深入，才發現糾其原由竟是居高不下的房價。一個涉及民生的社會問題，卻在小案子里浮現著，引發讀者的深刻思考。
在人物塑造上，雖然都以公安機關偵查人員為主體，但角度卻有所不同。“傳統派”作品中的偵查人員，被作者更多賦予的是高超的偵查能力，是他們的智力優勢和邏輯思維的嚴謹。而他們的生活狀態、身世背景、社會活動，一般很少涉及和描寫，作者往往只用表面化的特征來表現他們的個性。甚至可以說，他們某種意義上更像是福爾摩斯的“現代版”。我們仍舉張蓉筆下的偵查員形象為例：探案組長莫高和他的助手梅一辰，人物設置顯然脫胎于傳統偵探小說(如福爾摩斯和華生)，莫高是個上海“老克勒”，“拐杖、過膝風衣、香煙是他的標配，也活脫成就了他的紳士形象”，梅一辰是個“爽利的‘假小子’……于‘颯’之外，更多了幾分嫵媚”。這一對搭檔的魅力，全在于他們對案件細節的精準分析和他們之間的默契合作，讀者在作者營造的某種氛圍中并不想了解他們的過去和他們的現在的生活狀態。而“社會派”則不同。海巖《便衣警察》中的周志明是讀者比較熟悉的人物，他的生活、他的愛情、他的成長，都和他承辦的案件息息相關，甚至是被這起案件所左右著。而這一切，竟然都與國家與時代的發展變化緊密相關。我們可以再舉出庫玉祥的新作《幕后真兇》為例，他在關于這部書的創作談里，開誠布公地明確宣布：“從事公安文學創作二十多年來，我時常想的是：怎樣通過推理懸疑將正義進行到底”。
庫玉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民警，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牡丹江市作協副主席、牡丹江市公安文聯主席。他的最新作品長篇小說《幕后真兇》于2022年初出版。如果看作品簡介，這應該是一部純粹的偵探推理小說：知名企業家程坤江被害，刑偵支隊長顧盛寬很快鎖定了嫌疑人：一家酒店的總經理商克峰。但蹊蹺的是，商克峰很快就逍遙法外，而死者的母親卻被虐致死。堅持原則的顧盛寬因沒法查實的“違紀”被免職，還有人舉報他妻子用姿色換取利益。顧盛寬承受著巨大壓力，在上級的支持下，終于逐漸逼近真相……而當我們翻開書頁，就能發現，這部書的內容遠遠不止一起殺人案件的艱難偵破過程。打黑除惡，反腐倡廉，社會亂象，職場潛規則……庫玉祥說：“小說里正邪艱難的博弈，人物命運的沉浮，常使我在創作時不能自已，隨著故事的發展，或激動，或傷感，或悲憤，或無奈。直到把小說寫完，我的情緒才得以釋然”。很顯然，他不僅僅是拿這部書當純粹的偵探推理小說來寫的。
還需要指出一點，中外傳統偵探小說，主人公的身份一般是多樣化的，而且多數是私家偵探，甚至是業余偵探愛好者。從文學形象角度而言，這樣的人物設置可能回旋余地更大，使得故事(即偵查過程)更趨復雜多變，可以更吸引讀者。但在客觀實際中，我國法律規定，刑事或民事案件的偵查，均由專門機構負責。這便在偵探小說的創作中，似乎設置了一個前提。在我們所言的“社會派”與“傳統派”的區別中，對這個前提的遵守與突破，也是二者的差別之一。“社會派”作品，基本上嚴格遵守了這個前提，在展現偵破過程的故事中自覺塑造著公安民警(也包括檢、法部門)的高大形象。而“傳統派”作品，特別是近年來在網絡的助推下出現的一些年輕偵探推理小說創作者，逐漸把模仿借鑒的目光投向了英美、日本偵探推理小說。在他們的筆下，開始出現了非公安機關人員辦理案件偵破工作的情節。應該說，這形成了一種可能違反法律程序的危險，也由此出現了一些胡編亂造的所謂“作品”。但是，有意義的嘗試也是應該得到鼓勵的。公安文學的發展也是在一步步的嘗試和探索中進步的。只要是在不違法的前提下，有適度的想象和虛構，也可以理解。從現實情況看，公安題材小說整體的創作水平在提高，一些創新之作也有讓人耳目一新之感。如著名公安作家雷米(劉鵬)的長篇小說新作《人魚》，在他一貫冷酷、慘烈、懸疑的風格里，出現了難得的讓人心動的一縷暖風。人性的光輝在閃爍，情感的流露真實而感人。還需指出的是，《人魚》的主人公是一位平凡的企業退休保衛干部，但他對案件細節的精準觀察，對當事人的關心疼愛，對如同晚輩的偵查員的提攜幫助，讀來無不令人動容。再如《啄木鳥》刊發的中篇小說《多重謀殺》(作者貓小妖)，把犯罪現場設置在女子監獄里，幾個性格迥異的女犯和女看守，在領導視察的時刻制造了一起連環殺人案。密閉空間是典型的偵探小說設計，作者在這篇作品中賦予了其新意，暴露出的人性罪惡卻發人深省。
情節設置手法的不同，讓“社會派”和“傳統派”呈現出不一樣的氛圍和特質。“社會派”一般“從大處著眼”，作品往往與現實斗爭、時代背景，甚至歷史淵源緊密結合，主題思想鮮明。如程琳的《人民警察》，上中下三部的宏篇巨制，內容從改革開放之初直到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到來，截取了三個重要時間節點：改革開放之初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改革開放逐漸深入時的“保駕護航”、改革進入深水區時的“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全面展示了人民警察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職責和作用。北京市公安局胡金嵐的長篇小說《我愛北京天安門》，跨越時空，描寫了北京解放前夕和建國50周年保衛工作期間的兩段警察故事，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而“傳統派”，更習慣于“從小處著手”，注重于傳統偵探推理小說技法的繼承，在細節處精雕細琢，以案件細節的設置、呼應、暗喻、推理等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逐漸展開人物的內心世界。即使有大的時代背景，也多是若隱若現地出現在故事情節的間隙中，并且往往也是以管窺豹。“傳統派”還重視氛圍的營造，沒有熾熱而強烈的情感沖突和事件沖突，卻往往有著刻意而為的某種情調。甚至，如哈爾濱鐵路公安處女民警陳曦，創作的每篇小說里章節的標題大都選用唐詩宋詞之名句，偵探推理小說竟然呈現一派溫婉之氣。
我們在這里粗略分析了所謂“社會派”和“傳統派”的區別，并無厚此薄彼之意。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長期以來，在這個方針的指引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蓬勃發展，成就斐然。公安文學的成長進步，亦是如此，而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亦應如此。六屆偵探推理小說大賽，都曾在活動中研討過“社會派”與“傳統派”的問題，也在征集作品中為標準、范圍的劃定有過爭論，但一致的結論是：從理論上可以探討，也應該有所分析梳理，但并不需過分嚴苛，而是要鼓勵自由發展。既然偵探與推理是公安題材小說創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那么鼓勵各種創作實踐，最大限度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為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鼓與呼，為正義戰勝邪惡喝彩，才是公安文學創作的終極目標。
事實上，公安題材小說的創作，當下確實呈現著百花齊放的大好形勢。公安作家們已經擺脫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蹣跚學步的狀態，而向著在相對一致的價值體系的基礎上，努力探索個性藝術風格的層面上前行。相當一批公安作家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創作狀態和水準，特別是中青年作家們，正逐步成為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中堅。如呂錚、李曉重、劉少一、張喧、初曰春、雷米、秦明、朱建平、聶耶、張蓉、紫金、韓青辰、崔楸立……等等，都日益引發文學界的關注。如果我們僅就偵探與推理這個角度而言，創作的自覺突破與創新，也是有目共睹的可喜現象。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網絡的助推下，一批年輕的偵探推理小說作家脫穎而出，不斷推出了一批批新作品。如連續多年保持圖書銷售紀錄的蔡駿的《天機》系列、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等等。他們的作品大多構思新穎離奇，揉合了玄幻、探險、驚悚、穿越等多種元素，受到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歡迎，也成為影視改編的寵兒。在網絡上，公安作家也是活躍的，他們豐富的實踐經驗運用于創作，始終是勝社會偵探推理作家們一籌的法寶。雷米、秦明、九滴水、馬拓……都已成為網絡偵探推理小說創作的佼佼者。
行文至此，介紹兩部新出版的作品。一部是上海市公安局萬安(本名韓琳)的《殘城》，一部是北京市公安局馬拓的《非隨機犯罪》。兩位作者都是創作精力正當盛年的中青年作家，都有多部作品問世。在刑偵部門工作的萬安稱自己的作品為“刑警小說”，是“根據真實案例改編，其中一部分還是我偵辦的案件，細節很真實”。他的新作《殘城》，旨在“重新審視這個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深刻領悟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不完美甚至充滿遺憾的人生，更加參透寬容和愛情的真諦”，顯然有個相對宏大的主題。而馬拓的創作卻是從網絡起家的，是“知乎高人氣答主，微博閱讀量過億”�！斗请S機犯罪》包括四個刑事犯罪案例，偵查人員的分析推理過程引人入勝，是相對比較典型的偵探推理小說。他們的創作，似乎仍然印證著我的分析，前者偏“社會派”，后者偏“傳統派”。但有意思的是，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他們都在向對方學習借鑒著許多東西。萬安的細節選取和構建，馬拓的人物設置與塑造，都有著自己的特點，也都融入了作者對創作的一些思考。他們的實踐，他們的探索，既表現出偵探推理小說的創作者們不斷進取和思考的心理狀態，也顯示了所謂“社會派”和“傳統派”的靠攏和融合。我們當然支持和鼓勵這樣的靠攏融合，因為它們只能產生出更多更好也更豐富的偵探推理文學作品。
更需指出的是，中國偵探推理文學的發展，始終走在堅持中國特色的道路上，保持著高度現實主義的創作形態和對中國社會的審視與思考。2015年，我曾在《偵探小說之中國流派的形成》一文中，大膽斷言中國特色的偵探推理小說已經形成了與歐美、日本等偵探推理小說大國全然不同的流派風格，形成了鮮明的中國偵探推理小說創作群體和作品矩陣。在當時，我還沒有來得及深入思考分析在所謂中國流派中的藝術特征和創作走向等問題，而在幾年后的今天，眾多優秀作家們已經回答了我當時沒能回答的問題，他們用他們的堅持，用他們的創作實踐，為偵探與推理這種起源于西方的文學樣式，增加了越來越多、越來越成熟的中國意味。世界偵探小說創作發展的成熟經驗，新中國成立之初出現的“肅反小說”的成功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中“公案小說”的歷史淵源，共同造就了當代中國偵探推理小說創作的輝煌成績，促進了偵探推理文學中國流派的逐漸成熟發展，也必將把偵探與推理作為一種鮮明的標志，鐫刻在中國公安文學的藝術殿堂之中。
編輯：劉娜
